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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的诗歌代表作是(阮籍诗歌的主要内容)

谁能给我讲讲竹林七贤的故事?

山涛任吏部郎,推荐嵇康代替自己。嵇康写信给山涛,说自己无法忍受流俗,并且有菲薄商汤、周武的意思。司马昭听说后很生气。嵇康与东平人吕安是好朋友,吕安的哥哥吕巽诬告吕安不孝,嵇康为吕安作证证明他并非不孝。钟会借此事挑拔说:“嵇康曾经想帮助毋丘俭,而且吕安、嵇康在世上享有盛名,然而他们言语放荡,为害当世,扰乱名教,应该借此机会杀掉他们。”司马昭就把嵇康和吕安杀了。

嵇康曾经拜访隐士汲郡人孙登,孙登说:“你才华多而见识少,想要在当今之世界避免被杀,恐怕不容易啊!”

西晋统一中国以后,王戎担任了高官。他随着时势变化而升降,却不做任何积极的努力。他把事务都交给手下人去办,自己则出去游玩。他性格又很贪婪吝啬,土地田产遍布天下,常常自己拿着统计用的算筹,不分白天黑夜地在那儿计算,总是仿佛还不满足的样子。他家里有品种很好的李树,卖李子时害怕别人获得种子,就用钻子把李核钻透,让人无法再种。他所赏识和提拔的人,也都只看重虚名。

 读完这本《竹林七贤》已经四五日了。从释卷那一刻起,就一直想写点什么,因为读书时总感觉自己像是感悟到了一些东西。但却迟迟未能动笔,怕是写不好,抑或又是千头万绪无从下笔。这几日总是忽而想起嵇康那半人半仙之风骨,忽而又想起阮籍那半人半疯的气节,忽而想起向秀那奇才之《庄子注》,忽而想起阮咸灵动的乐音,忽而又想起刘伶醉卧高情之歌,忽然想起山巨源那练达的沉稳,再忽而又想起琅玡王戎大隐于朝!

他们的文学思想影响了后世千年,他们的文风诗路断乎于空前绝后,散体文被后世文人高士尽仿之,两宋那些璀璨的大文豪无不趋之若鹜,争相推崇。四言诗体后世已绝,嵇康已绝唱至今。以一部奇书开创一门学派的曹沾,在其红楼中主人公及其各色人物所写诗词文章皆有七贤所创魏晋之风。

林林总总,太多的信息交织在一起,以至于搁笔数日。今日突想七贤所处之时,亦非独立存在,写他们评他们亦皆不能抛离当世当时,何不就当时当世而言之呢!七贤的根本理论思想为“道本儒末”,就是说,道家老庄学说为一切事物思想的根本之源,而儒家孔孟学说皆是在道家基础之上的所有表现。为此他们开创了一代玄学之风。我要说的不是评论这七贤玄学的意义和理论,本人尚未具备这样的水平。但我要讲的是七贤所处年代是魏末晋初之时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祖孙四人对于这七贤所创立当代之文风的包容与接纳,甚至趋颜附和、尽量扮粉啊!历史上对司马家这祖孙四人评价可是不怎么样,但作为当政者,他们却能够接受影响政体的七贤文化思想,足以可圈可点了。相辅相成,七贤在这样思想开放的时代,才会有如此之成就。

文化崛起是我们大国崛起的又一重要标志。文化是从我们的优秀古籍中来,文化是从我们的历史先贤中来。

竹林七贤诗词赏析?

据陈寅恪先生考,西晋末年,比附内典,外书的“格义”风气盛行,东晋初年,乃取天竺“竹林”之名,加于“七贤”之上,成为“竹林七贤”。“竹林”既非地名,也非真有什么“竹林”。竹林七贤的作品基本上继承了建安文学的精神,但由于当时的血腥统治,作家不能直抒胸臆,所以不得不采用比兴、象征、神话等手法,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酒会诗》,出于三国时期,作者:嵇康;体裁:五言诗《酒会诗》即反映诗人和竹林诸贤游览隐逸的生活。这首诗前半部分描写纵情山水的乐趣。诗篇以“乐哉”二字领起,一开始就直露出诗人置身于大自然中的莫大欢乐。远离了世俗的喧嚣,面对美妙的自然景色,目移神驰。..

咏怀诗

晋代:阮籍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这首诗主要吟咏高雅之土的孤独和忧愁,诗人先描写高人雅士的神态,本该竭尽全力为朝廷效劳,但是自从他目睹了司马氏的专横暴虐,看到改朝换代已成定局,作为魏王的俊逸之士,此时不能不慎重考虑自己的前途。

竹林七贤,名词解释?

竹林七贤是指魏末晋初的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活动区域在当时的山阳县 。《晋书·嵇康传》 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七人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虽然他们的思想倾向不同。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作品揭露和讽刺司马朝廷的虚伪。

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比较明显。嵇康、阮籍、刘伶等仕魏而对执掌大权、已成取代之势的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阮咸入晋曾为散骑侍郎,但不为司马炎所重。山涛起先"隐身自晦",但40岁后出仕,投靠司马师,历任尚书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官。王戎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晋后长期为侍中、吏部尚书、司徒等,历仕晋武帝、晋惠帝两朝,在八王之乱中,仍优游暇豫,不失其位,但在当时年代不失为明哲保身的无奈之举。

竹林七贤的不合作态度为司马氏朝廷所不容,最后分崩离析 "(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今河南省焦作),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内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一般认为"竹林七贤"之名与"集于竹林之下"的竹林之游有关。

传统说法认为"竹林"位于嵇康在山阳的寓所附近。嵇康与其好友山涛、阮籍以及竹林七贤中的其他四位常在其间畅饮聚会,因而时人称之为"竹林七贤"。这种说法见于《晋书·嵇康传》及《世说新语·任诞》竹林七贤条。

阮籍的诗歌代表作是(阮籍诗歌的主要内容)阮籍的诗歌代表作是(阮籍诗歌的主要内容)


陈寅恪认为,"竹林七贤"的活动地方实际上并没有产"竹林",竹林七贤是先有"七贤"而后有"竹林",七贤出自《论语》中"作者七人"的事数,有标榜之义。"竹林"之辞,源于西晋末年,佛教僧徒比附内典、外书的格义风气盛行,乃托天竺"竹林精舍"(Vlenuvena)之名,加于七贤之上,成"竹林七贤"。

王晓毅不认同陈寅恪的观点,从汉晋时期佛经中"竹林"这一译名的出现频率质疑了陈提出的"托天竺竹林精舍"一说,并结合史料实地考察发现魏晋时期黄河流域确实种植有"竹林",之后又从时间和地点上论证了竹林七贤聚会的可能性,从而认为传统说法对于"竹林七贤"一名由来的记载是真实可信的

魏正始年间(240-249),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常聚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辉县、修武一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谓竹林七贤。

据陈寅恪先生考,西晋末年,比附内典,外书的“格义”风气盛行,东晋初年,乃取天竺“竹林”之名,加于“七贤”之上,成为“竹林七贤”。

“竹林”既非地名,也非真有什么“竹林”。

竹林七贤的作品基本上继承了建安文学的精神,但由于当时的血腥统治,作家不能直抒胸臆,所以不得不采用比兴、象征、神话等手法,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竹林七贤 是指魏末晋初的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活动区域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省修武县和辉县交界一带。《晋书·嵇康传》:嵇康居山阳,“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

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说他们“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四声猿 《四声猿》是由明代才子徐渭所作的四部短剧,包括《狂鼓史渔阳三弄》(简称《狂鼓史》)、《玉禅师翠乡一梦》(简称《玉禅师》)、《雌木兰替父从军》(简称《雌木兰》)、《女状元辞凰得凤》(简称《女状元》)。

3.西昆体,是宋初诗坛上声势最盛的一个诗歌流派,它是以《西昆酬唱集》而得名的,是以杨亿为首的17位宋初馆阁文臣互相唱和、点缀升平的诗歌总集,其诗人中成就较高的有杨亿、刘筠、钱惟演。

它是晚唐五代诗风的沿续,艺术上大多师法晚唐诗人李商隐,片面发展了李商隐追求形式美的倾向,其诗雕润密丽、音调铿锵、辞藻华丽、声律和谐、对仗工整,呈现出整饬、典丽的艺术特征。

但是从总体上看,西昆体诗的思想内容是比较贫乏的,诗歌思想内容贫乏空虚,脱离社会现实,缺乏真情实感。

三大骈文名篇?

1.《滕王阁序》王勃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雄州雾列,俊采星驰。台隍枕夷夏之交,宾主尽东南之美。都督阎公之雅望,棨戟遥临;宇文新州之懿范,襜帷暂驻。十旬休假,胜友如云;千里逢迎,高朋满座。腾蛟起凤,孟学士之词宗;紫电青霜,王将军之武库。家君作宰,路出名区;童子何知,躬逢胜饯。

时维九月,序属三秋。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俨骖騑于上路,访风景于崇阿;临帝子之长洲,得天人之旧馆。层峦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鹤汀凫渚,穷岛屿之萦回;桂殿兰宫,即冈峦之体势。

披绣闼,俯雕甍,山原旷其盈视,川泽纡其骇瞩。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舸舰弥津,青雀黄龙之舳。云销雨霁,彩彻区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

遥襟甫畅,逸兴遄飞。爽籁发而清风生,纤歌凝而白云遏。睢园绿竹,气凌彭泽之樽;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四美具,二难并。穷睇眄于中天,极娱游于暇日。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望长安于日下,目吴会于云间。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怀帝阍而不见,奉宣室以何年?

嗟乎!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所赖君子见机,达人知命。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北海虽赊,扶摇可接;东隅已逝,桑榆非晚。孟尝高洁,空余报国之情;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

勃,三尺微命,一介书生。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有怀投笔,慕宗悫之长风。舍簪笏于百龄,奉晨昏于万里。非谢家之宝树,接孟氏之芳邻。他日趋庭,叨陪鲤对;今兹捧袂,喜托龙门。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

呜乎!胜地不常,盛筵难再;兰亭已矣,梓泽丘墟。临别赠言,幸承恩于伟饯;登高作赋,是所望于群公。敢竭鄙怀,恭疏短引;一言均赋,四韵俱成。请洒潘江,各倾陆海云尔:

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

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2.《哀江南赋序》庾信

粤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盗移国,金陵瓦解。余乃窜身荒谷,公私涂炭。华阳奔命,有去无归。中兴道销,穷于甲戌。三日哭于都亭,三年囚于别馆。天道周星,物极不反。傅燮之但悲身世,无处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昔桓君山之志事,杜元凯之平生,并有著书,咸能自序。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风;陆机之辞赋,先陈世德。信年始二毛,即逢丧乱,藐是流离,至于暮齿。燕歌远别,悲不自胜;楚老相逢,泣将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践秦庭;让东海之滨,遂餐周粟。下亭漂泊,高桥羁旅。楚歌非取乐之方,鲁酒无忘忧之用。追为此赋,聊以记言,不无危苦之辞,唯以悲哀为主。

日暮途远,人间何世!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荆璧睨柱,受连城而见欺;载书横阶,捧珠盘而不定。钟仪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孙行人,留守西河之馆。申包胥之顿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泪尽,加之以血。钓台移柳,非玉关之可望;华亭鹤唳,岂河桥之可闻!

孙策以天下为三分,众才一旅;项籍用江东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岂有百万义师,一朝卷甲,芟夷斩伐,如草木焉!江淮无涯岸之阻,亭壁无藩篱之固。头会箕敛者,合纵缔交;锄耨棘矜都,因利乘便。将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轵道之灾;混一车书,无救平阳之祸。呜呼!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凄怆伤心者矣!况复舟楫路穷,星汉非乘槎可上;风飙道阻,蓬莱无可到之期。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陆士衡闻而抚掌,是所甘心;张平子见而陋之,固其宜矣!

3.《洛神赋》曹植

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其辞曰:

余从京域,言归东藩。背伊阙,越轘辕,经通谷,陵景山。日既西倾,车殆马烦。尔乃税驾乎蘅皋,秣驷乎芝田,容与乎阳林,流眄乎洛川。于是精移神骇,忽焉思散。俯则未察,仰以殊观,睹一丽人,于岩之畔。乃援御者而告之曰:“尔有觌于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艳也!”御者对曰:“臣闻河洛之神,名曰宓妃。然则君王所见,无乃是乎?其状若何?臣愿闻之。”

余告之曰:“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秾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弗御。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承权。瑰姿艳逸,仪静体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奇服旷世,骨像应图。披罗衣之璀粲兮,珥瑶碧之华琚。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践远游之文履,曳雾绡之轻裾。微幽兰之芳蔼兮,步踟蹰于山隅。

于是忽焉纵体,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荫桂旗。壤皓腕于神浒兮,采湍濑之玄芝。余情悦其淑美兮,心振荡而不怡。无良媒以接欢兮,托微波而通辞。愿诚素之先达,解玉佩以要之。嗟佳人之信修,羌习礼而明诗。抗琼珶以和予兮,指潜渊而为期。执眷眷之款实兮,惧斯灵之我欺。感交甫之弃言兮,怅犹豫而狐疑。收和颜而静志兮,申礼防以自持。

于是洛灵感焉,徙倚彷徨,神光离合,乍阴乍阳。竦轻躯以鹤立,若将飞而未翔。践椒涂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超长吟以永慕兮,声哀厉而弥长。

尔乃众灵杂沓,命俦啸侣,或戏清流,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羽。从南湘之二妃,携汉滨之游女。叹匏瓜之无匹兮,咏牵牛之独处。扬轻袿之猗靡兮,翳修袖以延伫。体迅飞凫,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动无常则,若危若安。进止难期,若往若还。转眄流精,光润玉颜。含辞未吐,气若幽兰。华容婀娜,令我忘餐。

于是屏翳收风,川后静波。冯夷鸣鼓,女娲清歌。腾文鱼以警乘,鸣玉鸾以偕逝。六龙俨其齐首,载云车之容裔,鲸鲵踊而夹毂,水禽翔而为卫。

于是越北沚。过南冈,纡素领,回清阳,动朱唇以徐言,陈交接之大纲。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悼良会之永绝兮,哀一逝而异乡。无微情以效爱兮,献江南之明珰。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忽不悟其所舍,怅神宵而蔽光。

于是背下陵高,足往神留,遗情想像,顾望怀愁。冀灵体之复形,御轻舟而上溯。浮长川而忘返,思绵绵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沾繁霜而至曙。命仆夫而就驾,吾将归乎东路。揽騑辔以抗策,怅盘桓而不能去。

《哀江南赋》是南北朝时期庾信所写的一首赋,用来伤悼梁朝灭亡和哀叹个人身世,以其独特格局,陈述梁朝的成败兴亡、梁朝腐朽无能,侯景之乱和江陵之祸的前因后果。文字真实、凄婉而深刻。其格律严整而略带疏放,文笔流畅而亲切感人, 并如实地记录了历史的真相,有“赋史”之称。

《滕王阁序》全称《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亦名《滕王阁诗序》,骈文名篇。滕王阁位于江西省南昌市赣江滨。唐高祖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公元653年)始建,后阎伯屿为洪州牧,宴群僚于阁上,王勃省父过此,即席而作。文中铺叙滕王阁一带形势景色和宴会盛况,抒发了作者“无路请缨”之感慨。

《洛神赋》曹植

曹植在诗歌和辞赋创作方面有杰出成就,其赋继承两汉以来抒情小赋的传统,又吸收楚辞的浪漫主义精神,为辞赋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洛神赋》为曹植辞赋中杰出作品。作者以浪漫主义的手法,通过梦幻的境界,描写人神之间的真挚爱情,但终因“人神殊道”无从结合而惆怅分离。

周洪亮主编的《璇玑辞》选用曹植《洛神赋》中:“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一句来赞美王羲之的书法之美。

​骈文是古代中国一种特有的文言文文体,其句多四六对仗,故又称四六文或四六、骈俪、骈体等,具骈文要点而有押韵者称骈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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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王阁序》王勃 节选

《滕王阁序》是唐代文学家王勃创作的一篇骈文,作于675年,是古今传诵的骈文名篇。

文章将事、景、情融于一体,用富丽华美的词藻,称道洪州,记述盛宴,描写滕王阁的壮丽,以及寥廓壮美的山川秋景;借以抒发自己愤懑悲凉而又不甘沉沦的复杂感情。

披绣闼,俯雕甍,山原旷其盈视,川泽纡其骇瞩。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舸舰弥津,青雀黄龙之舳。云销雨霁,彩彻区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

遥襟甫畅,逸兴遄飞。爽籁发而清风生,纤歌凝而白云遏。睢园绿竹,气凌彭泽之樽;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四美具,二难并。穷睇眄于中天,极娱游于暇日。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望长安于日下,目吴会于云间。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怀帝阍而不见,奉宣室以何年?

嗟乎!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所赖君子见机,达人知命。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北海虽赊,扶摇可接;东隅已逝,桑榆非晚。孟尝高洁,空余报国之情;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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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江南赋序》庾信 节选

据《北史》本传载,庾信留北,“虽位望显通,常作乡关之思,乃作《哀江南赋》以致其意”。“哀江南”三字语出《楚辞·招魂》“魂兮归来哀江南”句。

作品概括了梁朝由盛至衰的历史,凝聚着对故国和人民遭受劫乱的哀伤,具有史诗般的规模和气魄,在辞、赋和整个文学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又其叙家世,抒哀思,感情深挚动人,是研究庾信生平的极好资料。

本文即《哀江南赋》的序文,概述了全赋的主题,并阐明了“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的创作动机。全篇以骈文写成,多用典故来暗喻时世和表达自己悲苦欲绝的隐衷,体现了庾信在辞赋和骈文创作中的特色。

日暮途远,人间何世!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荆璧睨柱,受连城而见欺;载书横阶,捧珠盘而不定。钟仪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孙行人,留守西河之馆。申包胥之顿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泪尽,加之以血。钓台移柳,非玉关之可望;华亭鹤唳,岂河桥之可闻!

孙策以天下为三分,众才一旅;项籍用江东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岂有百万义师,一朝卷甲,芟夷斩伐,如草木焉!江淮无涯岸之阻,亭壁无藩篱之固。头会箕敛者,合纵缔交;锄耨棘矜都,因利乘便。将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轵道之灾;混一车书,无救平阳之祸。

呜呼!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凄怆伤心者矣!况复舟楫路穷,星汉非乘槎可上!风飙道阻,蓬莱无可到之期。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陆士衡闻而抚掌,是所甘心;张平子见而陋之,固其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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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谢中书书》陶弘景

《答谢中书书》是南朝文学家陶弘景写给朋友谢中书的一封书信。

全文结构巧妙,语言精奇,短短六十八字,即已集江南之美于一身,切切实实地道出了山川之自然美。作者将谢中书当作能够谈山论水的朋友,同时也期望与古往今来的林泉高士相比肩。

此文称道江南山水之美,笔笼山川,纸纳四时,文辞清丽,堪称六朝山水小品名作。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实是欲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

“三大家”是清骈文“中兴”的主要代表,其作品讲究辞藻、对仗、用典,追求形式;对时弊和社会危机有所暴露,较为清丽、工整。

邵齐焘骈文气格排色泽斑驳;洪亮吉骈文格调纤新,笔致轻峭。

汪中在三人中成就最大,所作“状难写之情,含不尽之意”,悲愤抑郁,情真意切,然有伤感、晦涩之疵。

曹植,《白马篇》《洛神赋》《登台赋》《节游赋》《籍田赋》《述行赋》《感节赋》《玄畅赋》《离思赋》《释思赋》《幽思赋》《静思赋》《归思赋》《美女篇》《孟冬篇》《精微篇》《圣皇篇》《灵芝篇》《大魏篇》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闲情赋》《感士不遇赋》《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与子俨等疏》《扇上画赞》《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自祭文》《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 范晔,《后汉书》 嵇康,《广陵散》(这个是曲子)《琴赋》《酒赋》《蚕赋》《怀香赋》 《声无哀乐论》《养生论》《答难养生论》《释私论》《管蔡论》《明胆论》《难宅无吉凶摄生论》《答解宅无吉凶摄生论》《难自然好学论》 阮籍,《大先生传》《清思赋》《首阳山赋》《鸠赋》《狝猴赋》 向秀,《思旧赋》、《难养生论》. 刘伶,《酒德颂》 谢灵运,《山居赋》《归途赋》《伤己赋》《逸民赋》《昙隆法师徕》《与庐陵王义真笺》

《滕王阁序》《哀江南赋序》《洛神赋》

有关魏晋南北朝或世说新语的中古文士与文学?

指建安文学的代表作家曹操与其子曹丕、曹植。曹操是建安时期杰出的文学家和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开创了建安文学的新风气,诗文俱佳,风格清峻通脱。曹操借古乐府之名来写时事,是拓展乐府诗功能的第一人。代表作品是《短歌行》。曹丕作品多四言乐府诗,风格柔缓,《古诗源》称他“一变乃父悲壮之习”, 多少表现出一些贵族气息。其名作有《燕歌行》《与吴质书》等。曹植是第一个力写五言诗的作家,他把文人五言诗的发展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标志着文人五言诗的完全成熟,钟嵘称他"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他们的创作风格对当时的文坛有很大影响,故后人合称为“三曹”。

2.建安七子

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七子”指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玚、刘桢七位作家,因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曾以七人并举,故称“建安七了”。除“三曹” 和蔡琰外,“七子”是建安诗坛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七子中孔融年辈较长,且在建安十三年就被杀,因此实际上只有六人参加当时的文学活动,都是曹氏父子的僚属和邺下文人集团的重要作家。他们的作品反映了动乱的现实、表现了建功立业的精神,具有建安文学的共同特征。七子中王粲成就最突出,被称为"七子之冠冕",钟嵘《诗品》列之于上品。因他们同居邺中,故亦称"邺中七子"。

3.竹林七贤

正始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正始文学”常被用来泛指曹魏后期的文学。“竹林七贤”是此时文学发展的代表人物。正始时期七位名士的合称,即嵇康、阮籍、山涛、 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七个名士常常聚集在竹林中饮酒、清谈玄理,被称为“竹林七贤”。其中,阮籍和嵇康最富文采,代表作品有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 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刘伶的《酒德颂》、向秀的《思旧赋》等。

4.阮籍

阮籍,三国时期魏国诗人,字嗣宗。竹林七贤之一,阮籍是"正始之音"的 代表,著有《咏怀八十二首》《大人先生传》等,其著作收录在《阮籍集》中。阮籍的代表作是《咏怀诗》八十二首。这些诗非一时一地所作,这些诗抒感慨、发议论、写理想,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5.陶渊明

陶渊明,又名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附近)人,诗人、辞赋家、散文家。陶渊明的诗歌以歌颂田园生活为主,他的诗崇尚自然,诗中的事物都以其本来面目出现,不带雕镌,而且他在这些景物中又会深刻地融入理性的见解,甚至高尚的寄托

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诗歌对比?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日益摆脱了 经学的影响开始进入文学独立时代,诗歌散文小说辞赋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诗歌地位犹为重要).魏初时期的文学被称为 建安文学! 是以曹操 曹丕 曹植父子为核心,加上 孔融 王桀 刘桢 阮禹所谓 建安七子.七子中最有成就的是 王桀( 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杰作) 这一时期,还有(南朝)谢灵运多有描写自然山水诗.而鲍照擅长七言古诗.(北朝)最有成就的诗人是由南入北的 庾信.(他的诗再形式上可称的上是六朝诗歌的集成者).而乐府民歌(由于南北地理条件和民族文化差异)南朝的吴歌,西曲大都具有柔婉的风格而北朝的少数民族歌曲刚健豪爽!就小说载体来讲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一个重要阶段此时出现了志怪小说和轶事小说(干宝的和刘义庆的) 而阮籍 嵇康 左思 的作品在精神上继承了建安文学的传统从而进一步推动了五言古诗的发展! 西晋的诗人更有 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之称,多数作品柔靡流俗...东晋时期的言诗泛滥等.而此时唯一的诗人陶潜却能够超越流俗,辞官归隐....陶诗风格多数表现的自然平静,但 却表现了诗人 怒发冲冠 的一面.而他的诗对唐代的山水田园诗派有着直接的影响!!到了隋唐(以唐为主)而唐代的诗歌空前繁荣,古体近体各种风格的流派则大量涌现.分为初,盛,中,晚各期. 初唐四杰 王勃 杨炯 卢照邻 骆宾王和稍后陈子昂的诗体是由宫廷走向社会的转变诗体及艺术手法上大胆探索为后期发展铺平了道路!而盛唐时期出现了两大流派.一是以王维 储光羲 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二是以高适 王昌龄 苓参 为代表的边塞诗派.而李白 杜甫的诗更是被后世所推崇!安史之乱进入中唐时期刘长卿,韦应物的山水史(继承王维孟浩然)卢纶 李益边塞诗(高适 王昌龄一派的继续)另外 元,白所倡导的新乐府运动更是对社会弊端的一种批评,具有鲜明的战斗性....到了晚唐最有成就的诗人要算 杜牧和李商隐了.除了诗歌散文以外, 词 更是一种新诗体(源于民间) 总之!唐代的文学题材广泛艺术成就很高是前任何时代都无法相比的!

陶渊明开创了什么体系?

若说回答,楼上几位网友已经回答的很全面了,我所想说的是,陶渊明开启了一种中国人独立于儒家思想文化的文化,隐士文化,开启了平民诗人的历史!打破了做官之人写诗的传统!同时也为那些仕途不如意的人找到心理寄托。《桃花源记》更是为落魄的文人建造了一个乌托邦。因此,陶渊明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创造者。

陶渊明开创了田园诗派。陶渊明的诗作及艺术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田园诗,它自成流派、一直影响后世诗人创作的发展,陶渊明的诗大部分取材于田园生活,来源于陶渊明对田园生活的深切感受,有的接近于口语,有的近似歌谣:有的直抒胸臆,直接表明了作者热爱躬耕生活之情,语言平淡而自然,朴实而又毫不缺管色彩,给人一种清新、淳美的感觉、诗情画意的感受。

在中国文学史上,陶渊明第一个以田园景色和田园生活为题材进行了大量的诗歌创作,他的田园诗创立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新流派——田园诗派,被历代诗人推崇备至。如果仅从他的田园诗的字面上看,诗人之超然物外和物我两忘的超凡脱俗,真有着神仙般的无限风韵。然而事实却远非如此,陶渊明的田园诗虽取材田园,貌似田园,其实际意义早已超出田园领域之外。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和人民性的精髓之中去认识,探索它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

梁朝学者钟嵘,在《诗品》中高度评价陶渊明是山水田园诗歌的宗师。此后历代著名诗人如李白、白居易、苏东坡等无不敬仰效模他。陶渊明不仅千百年来在国内为后人所雅爱,在国际上也有巨大影响,朝鲜、日本、苏联、英、美、法、德等许多国家把对陶学的研究当作人类文化和世界文学加以研究和发展,因而陶渊明的诗歌、散文和学术思想在我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他是田园诗的开山鼻祖,自然也是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其相关作品有《饮酒》《归园田居》《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诗》等.陶渊明(约365年—427年),字元亮,号五柳先生,世称靖节先生,入刘宋后改名潜.东晋末期南朝宋初期诗人、文学家、辞赋家、散文家.东晋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曾做过几年小官,后辞官回家,从此隐居,田园生活是陶渊明诗的主要题材.唐代时,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才得到普遍的承认。到了宋朝,特别是经过苏轼、朱熹的弘扬,以及汤汉对其作品的诠释,陶渊明才真正确立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这地位一直保持到今天,并获得了广泛的赞誉。陶渊明在文学史上之地位,不让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等诗人专美于前。于后世文坛影响最深且最显著者为唐,其次为宋以至乎金、元、明、清而后至民国。由于其作品本身艺术性的纯熟完美,境界的高远渊深,故产生之影响极为巨大,引起古今中外之寰宇性研究风气,古今罕睹,兹分四大项简述:

一:促成田园诗派的形成与发展

田园诗源自《诗经》,《诗经》中,<小雅>之<大田><甫田>,<豳风>之<七月>皆为完整之田园诗。然其内容主要乃为作者比兴之寄托,而非纯为摹写田园,因之后来并无形成风格别具之独立诗派。陶渊明开创了田园诗一体,田园诗是陶渊明为中国文学增添的一种新的题材,以自己的田园生活为内容,并真切地写出躬耕之甘苦,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人。

他的田园诗有的是通过描写田园景物的恬美、田园生活的简朴,表现自己悠然自得的心境。或春游、或登高、或酌酒、或读书、或与朋友谈心,或与家人团聚,或盥濯于檐下,或采菊于东篱,以及在南风下张开翅膀的新苗,无不化为美妙的诗歌。如「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其一)。写邻居经常来访,跟自己一起谈史论文的情形,那种率真的交往令人羡慕。

从他以后,田园诗不断得到发展,到了唐代就已形成了田园山水诗派。宋以后,描写田园的诗人就多到不可胜数了。清‧沈德潜评说:「陶诗胸次浩然,而其中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闲远,储太祝有其朴实,韦左司有其冲和,柳仪曹有其峻洁,皆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说时晬语》)。南宋‧杨万里:「黄陈篱下休安脚,陶谢行前更出头」,范成大:「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自然素朴,颇有超越前人之志。

杜甫诗云:「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

宋代诗人苏东坡对陶潜有很高的评价:「渊明诗初看似散缓,熟看有奇句。……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其妙,造语精到之至,遂能如此。似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

苏东坡更作《和陶止酒》、《和陶连雨独饮二首》,《和陶劝农五首》、《和陶九日闲居》、《和陶拟古九首》、《和陶杂诗十一首》、《和陶赠羊长吏》、《和陶停云四首》、《和陶形赠影》、《和陶影答形》、《和陶刘柴桑》、《和陶酬刘柴桑》、《和陶郭主簿》等109篇和陶诗,可见陶渊明对苏东坡影响之深。明末钱澄之,被称颂为有清一代之田园诗人,自易代后,即杜门课耕,极力推崇渊明,并仿效其田园诗,曾撰《田间诗集》、《田间文集》等著作,其诗冲淡真朴,类似陶诗。故《田间文集‧韩菼序》曾云:「读先生之诗,冲淡深粹,出于自然,度王、孟而及陶矣」。

二:人品诗品同受仰慕,成为后世效法典型

陶渊明诗歌中所表现的光明峻洁的人格和坚决不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的高尚质量,教育了后代文人不屈服于权贵,不与庸俗之流。唐代大诗人李白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傲岸不屈的性格,与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是一脉相通的。李白诗云:「何日到彭泽,长歌陶令前」,杜甫诗云:「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陶渊明诗中平静安谧的境界,逃避现实的思想也对一些作家起了消极的作用。唐代诗人白居易在晚年退隐生活中,宋代文学家苏东坡在谪居海南时期,都酷爱陶渊明,实际是在他那超脱现实的态度中寻求精神的安慰。白居易有〈效陶潜体诗十六首〉。苏东坡作有和陶诗百零九首,又加入〈集归去来诗〉十首,暨子由〈诗引〉,共得一百二十首。诗人高适在做封丘尉时,对“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的现实无法容忍,也“转忆陶潜归去来”,要学陶渊明那样与污浊的现实一刀两断。宋‧陆游云:「我诗慕渊明,恨不造其微」。当代理学大师朱熹更推许陶渊明为天地间第一流高士。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曾在一首〈水龙吟〉词中高声唱道:“须信此翁(指陶渊明)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吾侪心事,古今长在。

陶渊明是中国士大夫精神上的一个归宿,许多士大夫在仕途上失意以后,或厌倦了官场的时候,往往回归到陶渊明,从他身上寻找新的人生价值,并藉以安慰自己。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等莫不如此。唐代的王维、孟浩然、柳宗元、储光义、白居易和李白诗中那种蔑视权贵的精神,正是陶渊明那种不与权贵同流合污精神的发展。

由于中国有了陶渊明这个典范,「不为五斗米折腰」也就成了中国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一座堡垒,用以保护自己出仕和归隐的选择自由。而「平淡自然」也就成了他们心目中高尚的艺术境地。

陶渊明的咏怀、咏史诗,继承了阮籍、左思的传统,发扬了建安精神。陶诗沿袭魏晋诗歌的古朴作风而进入更纯熟的境地,像一座里程碑一样,标志着古朴的歌诗所能达到的高度。

陶渊明又是一位创新的先锋。他在日常生活中发掘出诗意,成功地将「自然」提升为一种美的至境,并开创了田园诗这个新的诗歌境地。他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成就最高的,也是对后来的文学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人物。

玄言诗兴盛于东晋,是魏晋玄学及清谈之风兴盛的结果。东晋玄佛合流,更助长了它的发展,以致玄言诗占据东晋诗坛达百年之久。从东汉末、西晋初以来诗歌艺术正常发展的脉络中断了,玄言成分的过度膨胀,使诗歌偏离了艺术,变成老庄思想的枯燥注疏。

陶渊明的出现,才使诗歌艺术的脉络重新接上,并且增加了许多充满生机的新元素。陶渊明将玄言诗注疏老庄所表达的玄理,改为日常生活中的哲理,使得诗歌与日常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如谢灵运的山水诗,白居易诸人的说理诗,宋明理学家之诗,都或多或少受其熏染。

三:赋予后代诗词曲小说戏剧书法美术新素材

陶渊明名垂千古,后代文人作家深受熏沐与影响,除和陶、拟陶、颂陶、仿陶之作外,又有檃括或剪裁渊明作品字义、文句入诗,或将渊明个人事迹、爱好、言行、用具、诗集等,以作歌咏素材者,亦所在多有。兹列述于下:

「酒」:陶渊明喜欢酒,他的诗篇里,几乎没有一首没有「酒」字,于是酒在后代文人的心灵里起了极

大的作用。如王绩〈醉后〉:「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日多」。元散曲中关汉卿〈碧玉箫〉:「官品极,到底

成何济,归,学取他渊明醉」。白朴〈得胜乐‧秋〉:「陶元亮醉在东篱」。

「彭泽令」:陶渊明曾为彭泽令,于是「陶彭泽」、「彭泽令」、「彭泽」、「陶令」都成了后代诗人抒情的

对象。如杜甫〈复愁之ㄧ〉:「每恨陶彭泽,无钱对菊色」。元散曲中郑光祖〈塞鸿秋〉:「除彭泽县令无

心做,渊明老子达时务」。

「五柳」: 陶渊明曾写过一篇「五柳先生传」,于是「五柳传」、「五柳」,也成了后人向往的所在。如白

居易〈访陶公旧宅〉:「每读五柳传,目想心拳拳」。元散曲中马致远〈四块玉〉:「三径修,五柳栽,归

去来」。张养浩〈折桂令〉:「柴门外春风五柳,竹篱边野水孤舟」。

「桃花源」:第四、陶渊明写过一篇「桃花源记」,于是「桃花源」、「桃源」、「武陵人」、「武陵溪」、「武

陵」,成了理想的国土与理想人物。如李益〈寻纪道士偶会诸叟〉:「见说桃源洞,如今犹避秦」。元散曲

中张可久〈寨儿令‧山中〉:「杏花村沽酒客,桃源洞打鱼人」。

「菊」:陶渊明喜欢菊花,并有一句名诗「采菊东篱下」,于是「东篱」、「菊」也成了后代诗人歌咏的对

象。孟浩然、过故人庄:「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如杜甫〈复愁之ㄧ〉:「每恨陶彭泽,无钱对菊

色」。

「陶巾」:陶渊明曾用头上巾沿酒,于是「陶巾」也成后人歌咏的材料。欧阳修〈暇日雨后绿竹堂独居〉:

「南窗若可傲,方事陶潜巾」

「归去来」:陶渊明曾写过一篇「归去来兮辞」,于是「归去来」也成后世的典故。陆游〈书适诗〉:「细

读养生主,长歌归去来」元散曲中马致远〈四块玉〉:「三径修,五柳栽,归去来」。

「三径」: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说:「三径就荒,松竹犹存」,于是「元亮径」,「三径」也成了养性的

所在。元散曲中马致远〈四块玉〉:「三径修,五柳栽,归去来」。

『羲皇人』:陶渊明在「与子俨等疏」说:「尝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

人』」,于是『北窗』、『羲皇人』,也成了典故。

「五斗米折腰」:昭明太子在「陶渊明传」说:「岁终,会郡遗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

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赋「归去来兮」,于是「五斗米」、「折腰」,

也成了典故。

「拂衣」:陶渊明在「饮酒诗」说:「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遂尽介然分,拂衣归田里」于是「拂

衣」也成了典故。

「吾庐」:陶渊明在「读山海经」诗里说:「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于是「爱吾庐」、「庐」、「吾庐」

都成了歌咏的对象。

「无弦琴」:昭明太子在「陶渊明传」说:「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弄以寄意」,

李白〈戏赠郑潥阳〉:「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于是「无弦琴」成了后

代诗人赞美的对象。

阮籍的诗歌代表作是(阮籍诗歌的主要内容)阮籍的诗歌代表作是(阮籍诗歌的主要内容)


「醉欲眠」:「陶渊明传」又说:「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渊明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

其率真如此」,于是「醉欲眠」,也成了典故。

阮籍的诗歌代表作是(阮籍诗歌的主要内容)阮籍的诗歌代表作是(阮籍诗歌的主要内容)


「翟氏」:「陶渊明传」又说:「渊明妻翟氏,亦能安勤苦,与其同志」,于是翟氏也成了模范人物。白居

易、赠内:「陶潜不营生,翟氏自爨薪」。

「种秫」:「陶渊明传」说:「公田令吏种秫,乃使一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梗」,于是「元亮秫」、「种

秫」也成了后代歌咏的材料。

「甲子题诗」:「宋书、陶渊明传」说:「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自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

来,惟云甲子而已。」于是「甲子题诗」或「诗题甲子」也成陶渊明的美德。

「陶诗、陶集」:除陶渊明的一言一行,都为后代诗人的自喻、自慰与赞赏外,「陶诗」或「陶集」也成

为后人歌咏的材料。

「陶公」:除「陶集」「陶诗」外,「陶渊明」「陶元亮」「陶潜」「渊明」「陶公」的整个人格,又为后世

诗人的赞誉对象。

在书法绘画艺术方面宋代艺坛已开始出现取材于陶公事迹或诗文内容之书法绘画。

绘画如宋‧赵子昂绘有「渊明像」,宋‧李公麟(龙眠居士)绘有「渊明抚无弦琴图」、「北牕高卧图」、「漉巾图」、「蓝舆图」、「共饮图」、「醉休图」、「陶颜情款图」,赵孟俯绘有「桃源图」、「归去来图」、「桃源」、「渊明」等画卷,并分别题辞于其上,至明清与民国,明‧张鹏绘有「渊明醉归图」,仇英绘有「桃源图」,陈洪绶绘有「陶渊明像」、「归去来图」,吴有如绘有「九月菊花花神陶渊明图」。

苏东坡书有「归去来兮辞」间距。戏剧方面,民国之后,编剧家曾将渊明及其作品编为剧本,另亦有将桃花源故事编成「武陵人」剧本。

四:引起后世极为热烈之研究风气

历代以来,我国学者对陶渊明作品之笺注、校勘、汇评、诗话、笔记、年谱、论文等不计其数,东西方学者于渊明作品之译着、论著、传播等亦令人振奋、感佩,陶渊明之声名,可谓腾播海外,称誉全球。兹列述于下:

以日本而言,据日本近代学者考证,公元八世纪时,陶集即由遣隋遣唐之留学生与留学僧,带回日本。孝廉天皇天平胜宇三年(七五一年)著名诗集《怀风藻》中,收录有陶诗〈桃花源诗〉与〈归去来兮辞〉。大津皇子之五言诗〈春苑言宴〉有「群公倒载归,彭泽宴谁论」。至日本平安朝与江户朝时期,日本诗人更不断吸取渊明生平及其作品为素材吟咏,嵯峨天皇之〈九日玩菊花篇〉:「秋去秋来人复故,人物蹉跎皆变衰,如何仙菊笑东篱,看花纵赏机事外」。弘法大师之〈文镜秘府论〉将陶诗「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列于开篇以为居住环境之典范。明治维新时期,著名文学评论家宫崎湖处子有《归省》一书,首章至第七章陶诗,此为日本最早提出之「回到大自然中去」之田园文学作品。自五十年代以来,日本汉学家对陶渊明之研究,可谓盛况空前,三十多年中,日本出版之陶渊明研究,专著多部,论文近百种,尤令人惊叹感佩。崛江忠道所编撰之「陶渊明诗文索引」更是陶渊明目录学上之ㄧ大贡献。

在韩国方面,石依恃记著名诗人李奎报着有《东国李相国集》五十三卷,文学成就极高,其诗文咏陶、拟陶、取材陶公生平事迹素材着不少,如「陶潜习气犹依旧,尚恐攒眉对远公」、「田园归计晚,惭愧晋渊明」、「陶门五株柳,随分亦摇黄」、「莫学桃源苦游秦,渔人踏我清溪浑」。自公元十二世纪至近代,韩国学界对渊明作品之研读赏析,继续推进,对渊明其人其作,颂扬与仿效者,代有其人。

在越南方面,一九八四年,河内科学出版社出版《越南文学辞典》,介绍世界各国文学名著名作家,其中亦曾介绍渊明之生平与作品,并推许渊明与「屈原、李白、杜甫、苏轼一样,是越南人民熟悉的诗人」。

在澳大利亚方面:亚默多克大学约翰‧戴维‧佛罗德沙姆,译注《汉魏晋南北朝诗选》中,选择陶渊明之诗作,并对其生平、创作背景及其诗歌内容,加以题解与注释。另澳洲汉学家戴维斯结集《陶渊明─他的作品和涵义》一书,分上下二卷,除将渊明作品全部英译外,另有传记、注疏、评论、校勘、参考数据等,可谓广征博引,取材丰富,对西方人士之认识渊明,极有帮助。

在英国方面:《大英百科全书》曾介绍陶渊明及其作品,誉渊明为「第一个伟大的田园诗人」,颂赞陶诗「朴实无华,直抒胸臆」。具见英国学界对渊明之认识与评价。

在法国方面:法国大文豪罗曼罗兰读了我国留欧学生梁宗岱所著《陶潜诗选》法译本后说:「我发觉中国的心灵和法国两派心灵中之ㄧ(那拉丁法国的)许多酷肖之点」,「亚洲没有一个别的民族,和我门底民族显出这样的姻戚关系的」。

在美国方面:米乐生着有〈陶潜与华滋华斯之沉思诗〉一文,属比较文学之范畴,将东西方之二大田园诗人,在赞美大自然颂歌之观点上予以比较,此种研究较易引起西方读者之兴趣,译是推介陶诗至西方之ㄧ种新方向。

在德国方面:洪涛生着有《陶渊明诗歌选译》,采取自由体译法,使德国读者比较能有系统地了解陶诗精华。

在苏俄方面:据近代文学史家之查证,陶公作品传入俄国之年代约在本世纪初,而后在一九三五年开始,即有译介陶渊明作品之著作出现。艾德林之专著《陶渊明和他的诗》可谓全面有系统地评论渊明其人其作,以为陶诗平淡自然之风格,乃继承汉魏以来「诗言志」之传统,并以为陶之田园诗,非为遁世,而是走向百姓,接近百姓,为自己之理想而积极奋斗。

综合以上论述,可见陶渊明之文学创作是表露卓越超拔,希圣希贤之思想性;呈现率真自然,妙达语言之艺术性;显示主题新辟,境界至美之创造性。其人既为千古难遇之飘逸隽士,其作又为六朝文学新风格之代表,唐代诗歌高潮与散文革新之先导,对后代文学产生巨大而正面的影响。

遥远的绝唱原文?

对于那个时代、那些人物,我一直不敢动笔。

岂止不敢动笔,我甚至不敢逼视,不敢谛听。有时,我怀疑他们是否真地存在过。如果不予怀疑,那么我就必须怀疑其它许多时代的许多人物。我曾暗自判断,倘若他们真地存在过,也不能代表中国。但当我每次面对世界文明史上那些让我们汗颜的篇章时,却总想把有关他们的那些故事告诉异邦朋友。异邦朋友能真正听懂这些故事吗?好像很难。因此也惟有这些故事能代表中国。能代表中国却又在中国显得奇罕和落寞,这是他们的毛病还是中国的毛病?我不知道。

像一阵怪异的风,早就吹过去了,却让整个大地保留着对它的惊恐和记忆。连历代语言学家赠送给它的词汇都少不了一个“风”字:风流、风度、风神、风情、风姿……确实,那是一阵怪异的风。

说到这里读者已经明白,我是在讲魏晋。

我之所以一直躲避着它,是因为它太伤我的精神。那是另外一个心灵世界和人格天地,即便仅仅是仰望一下,也会对比出我们所习惯的一切的平庸。平庸既然已经习惯也就会带来安定,安安定定地谈论着自己的心力能够驾驭的各种文化现象似乎已成为我们的职业和使命。有时也疑惑,既然自己的心力能够驾驭,再谈来谈去又有什么意义?但真要让我进入一种震惊和陌生,依我的脾性和年龄,毕竟会却步、迟疑。

半年前与一位研究生闲谈,不期然地谈到了中国文化中堪称“风流”的一脉,我突然向他提起前人的一种说法:能称得上真风流的,是“魏晋人物晚唐诗”。这位研究生眼睛一亮,似深有所悟。我带的研究生,有好几位在报考前就是大学教师,文化功底不薄,因此以后几次见面,魏晋人物就成了一个甩不开的话题。每次谈到,心中总有一种异样的涌动,但每次都谈不透。

前不久收到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副教授唐冀明博士赐赠的大作《魏晋清谈》,唐先生在书的扉页上写道,他在台北读到我的一本书,“惊喜异常,以为正始之音复闻于今。”唐先生所谓“正始之音”,便是指魏晋名士在正始年间的淋漓玄谈。唐先生当然是过奖,但我捧着他的题词不禁呆想:或许不知什么时候,我们已经与自己所惊恐的对象产生了默默的交流。

那么,干脆让我们稍稍进入一下吧。我在书桌前直了直腰,定定神,轻轻铺开稿纸。没有哪一篇文章使我如此拘谨过。

这是一个真正的乱世。

出现过一批名副其实的铁血英雄,播扬过一种烈烈扬扬的生命意志,普及过“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政治逻辑,即便是再冷僻的陋巷荒陌,也因震摄、崇拜、窥测、兴奋而变得炯炯有神。突然,英雄们相继谢世了,英雄和英雄之间龙争虎斗了大半辈子,他们的年龄大致相仿,因此也总是在差不多的时间离开人间。像骤然挣脱了条条绷紧的绳索,历史一下子变得轻松,却又剧烈摇晃起来。英雄们留下的激情还在,后代还在,部下还在,亲信还在,但统制这一切的巨手却已在阴暗的墓穴里枯萎;与此同时,过去被英雄们的伟力所掩盖和制服着的各种社会力量又猛然涌起,为自己争夺权力和地位。这两种力量的冲撞,与过去英雄们的威严抗衡相比,低了好几个社会价值等级。于是,宏谋远图不见了,壮丽的鏖战不见了,历史的诗情不见了,代之以明争暗、斗上下其手、投机取巧,代之以权术、策反、谋害。当初的英雄们也会玩弄这一切,但玩弄仅止于玩弄,他们的奋斗主题仍然是响亮而富于人格魅力的。当英雄们逝去之后,手段性的一切成了主题,历史失去了放得到桌面上来的精神魂魄,进入到一种无序状态。专制的有序会酿造黑暗,混乱的无序也会酿造黑暗。我们习惯所说的乱世,就是指无序的黑暗。

魏晋,就是这样一个无序和黑暗的“后英雄时期”。

曹操总算是个强悍的英雄了吧,但正如他自己所说,“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六十六岁便撒手尘寰。照理,他有二十五个儿子,其中包括?华横溢的曹丕和曹植,应该可以放心地延续一代代的曹氏基业了,但众所周知,事情刚到曹丕、曹植两位亲兄弟身上就已经闹得连旁人看了也十分心酸的地步,哪有更多的力量来对付家族外部的政治对手?没隔多久,司马氏集团战胜了曹氏集团,曹操的功业完全烟飞灰灭。这中间,最可怜的是那些或多或少有点政治热情的文人名士了,他们最容易被英雄人格所吸引,何况这些英雄及他们的家族中有一些人本身就是文采斐然的大知识分子,在周围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文人集团,等到政治斗争一激烈,这些文人名士便纷纷成了刀下之鬼,比政治家死得更多更惨。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在魏晋乱世,文人名士的生命会如此不值钱。思考的结果是:看似不值钱恰恰是因为太值钱。当时的文人名士,有很大一部分人承袭了春秋战国和秦汉以来的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军事学思想,无论在实际的智能水平还是在广泛的社会声望上都能有力地辅佐各个政治集团。因此,争取他们,往往关及政治集团的品位和成败;杀戮他们,则是因为确确实实地害怕他们,提防他们为其它政治集团效力。

相比之下,当初被秦始皇所坑的儒生,作为知识分子的个体人格形象还比较模糊,而到了魏晋时期被杀的知识分子,无论在哪一个方面都不一样了。他们早已是真正的名人,姓氏、事迹、品格、声誉,都随着他们的鲜血,渗入中华大地,渗入文明史册。文化的惨痛,莫过于此;历史的恐怖,莫过于此。

何晏,玄学的创始人、哲学家、诗人、谋士,被杀;

张华,政治家、诗人、《博物志》的作者,被杀;

潘岳,与陆机齐名的诗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美男子,被杀;

谢灵运,中国古代山水诗的鼻祖,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名句活在人们口边的横跨千年的第一流诗人,被杀;

范晔,写成了煌煌史学巨著《后汉书》的杰出历史学家,被杀;

…………

这个名单可以开得很长。置他们于死地的罪名很多,而能够解救他们、为他们辩护的人却一个也找不到。对他们的死,大家都十分漠然,也许有几天曾成为谈资,但浓重的杀气压在四周,谁也不敢多谈。待到事过境迁,新的纷乱又杂陈在人们眼前,翻旧帐的兴趣早已索然。于是,在中国古代,文化名人的成批被杀历来引不起太大的社会波澜,连后代史册写到这些事情时的笔调也平静得如古井静水。

真正无法平静的,是血泊边上低眉躲开的那些侥幸存活的名士。吓坏了一批,吓得庸俗了、胆怯了、圆滑了、变节了、噤口了,这是自然的,人很脆弱,从肢体结构到神经系统都是这样,不能深责;但毕竟还有一些人从惊吓中回过神来,重新思考哲学、历史以及生命的存在方式,于是,一种独特的人生风范,便从黑暗、混乱、血腥的挤压中飘然而出。

当年曹操身边曾有一个文?很好、深受信用的书记官叫阮?,生了个儿子叫阮籍。曹操去世时阮籍正好十岁,因此他注定要面对“后英雄时期”的乱世,目睹那么多鲜血和头颅了。不幸他又充满了历史感和文化感,内心会承受多大的磨难,我们无法知道。

我们只知道,阮籍喜欢一个人驾着木车游荡,木车上载着酒,没有方向地向前行驶。泥路高低不平,木车颠簸着,酒坛摇晃着,他的双手则抖抖索索地握着缰绳。突然马停了,他定睛一看,路走到了尽头。真地没路了?他哑着嗓子自问,眼泪已夺眶而出。终于,声声抽泣变成了号啕大哭,哭够了,持缰驱车向后转,另外找路。另外那条路走着走着也到尽头了,他又大哭。走一路哭一路,荒草野地间谁也没有听见,他只哭给自己听。

一天,他就这样信马游缰地来到了河南荥阳的广武山,他知道这是楚汉相争最激烈的地方。山上还有古城遗迹,东城屯过项羽,西城屯过刘邦,中间相隔二百步,还流淌着一条广武涧。涧水汩汩,城基废弛,天风浩荡,落叶满山,阮籍徘徊良久,叹一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他的这声叹息,不知怎么被传到世间。也许那天出行因路途遥远他破例带了个同行者?或是他自己在何处记录了这个感叹?反正这个感叹成了今后千余年许多既有英雄梦、又有寂寞感的历史人物的共同心声。直到二十世纪,寂寞的鲁迅还引用过,毛泽东读鲁迅书时发现了,也写进了一封更有寂寞感的家信中。鲁迅凭记忆引用,记错了两个字,毛泽东也跟着错。

遇到的问题是,阮籍的这声叹息,究竟指向着谁?

可能是指刘邦。刘邦在楚汉相争中胜利了,原因是他的对手项羽并非真英雄。在一个没有真英雄的时代,只能让区区小子成名。

也可能是同时指刘邦、项羽。因为他叹息的是“成名”而不是“得胜”,刘、项无论胜负都成名了,在他看来,他们都不值得成名,都不是英雄。

甚至还可能是反过来,他承认刘邦、项羽都是英雄,但他们早已远去,剩下眼前这些小人徒享虚名。面对着刘、项遗迹,他悲叹着现世的寥落。好像苏东坡就是这样理解的,曾有一个朋友问他:阮籍说“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其中“竖子”是指刘邦吗?苏东坡回答说:“非也。伤时无刘、项也。竖子指魏晋间 人耳。”①

既然完全相反的理解也能说得通,那么我们也只能用比较超拔的态度来对待这句话了。茫茫九州岛大地,到处都是为争做英雄而留下的斑斑疮痍,但究竟有那几个时代出现了真正的英雄呢?既然没有英雄,世间又为什么如此热闹?也许,正因为没有英雄,世间?如此热闹的吧?

我相信,广武山之行使阮籍更厌烦尘嚣了。在中国古代,凭吊古迹是文人一生中的一件大事,在历史和地理的交错中,雷击般的生命感悟甚至会使一个人脱胎换骨。那应是黄昏时分吧,离开广武山之后,阮籍的木车在夕阳衰草间越走越慢,这次他不哭了,但仍有一种沉郁的气流涌向喉头,涌向口腔,他长长一吐,音调浑厚而悠扬。喉音、鼻音翻卷了几圈,最后把音收在唇齿间,变成一种口哨声飘洒在山风暮霭之间,这口哨声并不尖利,而是婉转而高亢。

这也算一种歌吟方式吧,阮籍以前也从别人嘴里听到过,好像称之为“啸”。啸不承担切实的内容,不遵循既定的格式,只随心所欲地吐露出一派风致,一腔心曲,因此特别适合乱世名士。尽情一啸,什么也抓不住,但什么都在里边了。这天阮籍在木车中真正体会到了啸的厚味,美丽而孤寂的心声在夜气中回翔。

对阮籍来说,更重要的一座山是苏门山。苏门山在河南辉县,当时有一位有名的隐士孙登隐居其间,苏门山因孙登而著名,而孙登也常被人称之为苏门先生。阮籍上山之后,蹲在孙登面前,询问他一系列重大的历史问题和哲学问题,但孙登好像什么也没有听见,一声不吭,甚至连眼珠也不转一转。

阮籍傻傻地看着泥塑木雕般的孙登,突然领悟到自己的重大问题是多么没有意思。那就快速斩断吧,能与眼前这位大师交流的或许是另外一个语汇系统?好像被一种神奇的力量摧动着,他缓缓地啸了起来。啸完一段,再看孙登,孙登竟笑??地注释着他,说:“再来一遍。”阮籍一听,连忙站起身来,对着群山云天,啸了好久。啸完回身,孙登又已平静入定,他知道自己已经完成了与这位大师的一次交流,此行没有白来。

阮籍下山了,有点高兴又有点茫然。但刚走到半山腰,一种奇迹发生了。如天乐开奏,如梵琴拨响,如百凤齐鸣,一种难以想象的音乐突然充溢于山野林谷之间。阮籍震惊片刻后立即领悟了,这是孙登大师的啸声,如此辉煌和圣洁,把自己的啸不知比到哪里去了。但孙登大师显然不是要与他争胜,而是在回答他的全部历史问题和哲学问题。阮籍仰头聆听,直到啸声结束。然后急步回家,写下了一篇《大人先生传》。

他从孙登身上,知道了什么叫做“大人”。他在文章中说,“大人”是一种与造物同体、与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的存在,相比之下,天下那些束 身修行、足履绳墨的君子是多么可笑。天地在不断变化,君子们究竟能固守住什么礼法呢?说穿了,躬行礼法而又自以为是的君子,就像寄生在裤裆缝里的虱子。爬来爬去都爬不出裤裆缝,还标榜说是循规蹈矩;饿了咬人一口,还自以为找到了什么风水吉宅。

文章辛辣到如此地步,我们就可知道他自己要如何处世行事了。

①见《东坡志林》一、《东坡题跋》二。

平心而论,阮籍本人一生的政治遭遇并不险恶,因此,他的奇特举止也不能算是直捷的政治反抗。直捷的政治反抗再英勇、再激烈也只属于政治范畴,而阮籍似乎执意要在生命形态和生活方式上闹一番新气象。

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他是亲眼目睹了,但在他看来,既然没有一方是英雄的行为,他也不去认真地评判谁是谁非。鲜血的教训,难道一定要用新的鲜血来记述吗?不,他在一批批认识和不认识的文人名士的新坟丛中,猛烈地憬悟到生命的极度卑微和极度珍贵,他横下心来伸出双手,要以生命的名义索回一点自主和自由。他到过广武山和苏门山,看到过废墟听到过啸声,他已是一个独特的人,正在向他心目中的“大人”靠近。

人们都会说他怪异,但在他眼里,明明生就了一个大活人却象虱子一样活着,?叫真正的怪异,做了虱子还洋洋自得地冷眼瞧人,那是怪异中的怪异。

首先让人感到怪异的,大概是他对官场的态度。对于历代中国人来说,垂涎官场、躲避官场、整治官场、对抗官场,这些都能理解,而阮籍给予官场的却是一种游戏般的洒脱,这就使大家感到十分陌生了。

阮籍躲过官职任命,但躲得并不彻底。有时心血来潮,也做做。正巧遇到政权更迭期,他一躲不仅保全了生命,而且被人看作是一种政治远见,其实是误会了他。例如曹爽要他做官,他说身体不好隐居在乡间,一年后曹爽倒台,牵连很多名士,他安然无恙;但胜利的司马昭想与他联姻,每次到他家说亲他都醉着,整整两个月都是如此,联姻的想法也就告吹。

有一次他漫不经心地对司马昭说:“我曾经到山东的东平游玩过,很喜欢那儿的风土人情。”司马昭一听,就让他到东平去做官了。阮籍骑着驴到东平之后,察看了官衙的办公方式,东张西望了不多久便立即下令,把府舍衙门重重迭迭的墙壁拆掉,让原来关在各自屋子里单独办公的官员们一下子置于互相可以监视、内外可以勾通的敞亮环境之中,办公内容和办公效率立即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着,即便用一千多年后今天的行政管理学来看也可以说是抓住了“牛鼻子”,国际间许多现代化企业的办公场所不都在追求着一种高透明度的集体气氛么?但我们的阮籍只是骑在驴背上稍稍一想便想到了。除此之外,他还大刀阔斧地精简了法令,大家心悦诚服,完全照办。他觉得东平的事已经做完,仍然骑上那头驴子,回到洛阳来了。一算,他在东平总共逗留了十余天。

后人说,阮籍一生正儿八经地上班,也就是这十余天。

唐代诗人李白对阮籍做官的这种潇洒劲头钦佩万分,曾写诗道:

阮籍为太守,乘驴上东平。判竹十余日,一朝化风清。

只花十余天,便留下一个官衙敞达、政通人和的东平在身后,而这对阮籍来说,只是玩了一下而已,玩得如此漂亮,让无数老于宦海而毫无作为的官僚们立刻显得狼狈。

他还想用这种迅捷高效的办法来整治其它许多地方的行政机构吗?在人们的这种疑问中,他突然提出愿意担任军职,并明确要担任北军的步兵校尉。但是,他要求担任这一职务的唯一原因是步兵校尉兵营的厨师特别善于酿酒,而且打听到还有三百斛酒存在仓库里。到任后,除了喝酒,一件事也没有管过。在中国古代,官员贪杯的多得很,贪杯误事的也多得很,但像阮籍这样堂而皇之纯粹是为仓库里的那几斛酒来做官的,实在绝无仅有。把金印作为敲门砖随手一敲,敲开的却是一个芳香浓郁的酒窖,所谓“魏晋风度”也就从这里飘散出来了。

除了对待官场的态度外,阮籍更让人感到怪异的,是他对于礼教的轻慢。

例如众所周知,礼教对于男女间接触的防范极严,叔嫂间不能对话,朋友的女眷不能见面,邻里的女子不能直视,如此等等的规矩,成文和不成文地积累了一大套,中国男子,一度几乎成了最厌恶女性的一群奇怪动物,可笑的不自信加上可恶的淫邪推理,既装模作样又战战兢兢。对于这一切,阮籍断然拒绝。有一次嫂子要回娘家,他大大方方地与她告别,说了好些话,完全不理叔嫂不能对话的礼教。隔壁酒坊里的小媳妇长得很漂亮,阮籍经常去喝酒,喝醉了就在人家脚边睡着了,他不避嫌,小媳妇的丈夫也不怀疑。

特别让我感动的一件事是:一位兵家女孩,极有?华又非常美丽,不幸还没有出嫁就死了。阮籍根本不认识这家的任何人,也不认识这个女孩,听到消息后却莽撞赶去吊唁,在灵堂里大哭一场,把满心的哀悼倾诉完了?离开。阮籍不会装假,毫无表演意识,他那天的滂沱泪雨全是真诚的。这眼泪,不是为亲情而洒,不是为冤案而流,只是献给一具美好而又速逝的生命。荒唐在于此,高贵也在于此。有了阮籍那一天的哭声,中国数千年来其它许多死去活来的哭声就显得太具体、太实在、也太自私了。终于有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像模象样地哭过了,没有其它任何理由,只为美丽,只为青春,只为异性,只为生命,哭得抽象又哭得淋漓尽至。依我看,男人之哭,至此尽矣。

礼教的又一个强项是“孝”。孝的名目和方式迭床架屋,已与子女对父母的实际感情没有什么关系。最惊人的是父母去世时的繁复礼仪,三年服丧、三年素食、三年寡欢,甚至三年守墓,一分真诚扩充成十分伪饰,让活着的和死了的都长久受罪,在最不该虚假的地方大规模地虚假着。正是在这种空气中,阮籍的母亲去世了。

那天他正好和别人在下围棋,死讯传来,下棋的对方要求停止,阮籍却铁青着脸不肯歇手,非要决个输赢。下完棋,他在别人惊恐万状的目光中要过酒杯,饮酒两斗,然后?放声大哭,哭的时候,口吐大量鲜血。几天后母亲下葬,他又吃肉喝酒,然后?与母亲遗体告别,此时他早已因悲伤过度而急剧消瘦,见了母亲遗体又放声痛哭,吐血数升,几乎死去。

他完全不拘礼法,在母丧之日喝酒吃肉,但他对于母亲死亡的悲痛之深,又有哪个孝子比得上呢?这真是千古一理了:许多叛逆者往往比卫道者更忠于层层外部规范背后的内核。阮籍冲破“孝”的礼法来真正行孝,与他的其它作为一样,只想活得真实和自在。

他的这种做法,有极广泛的社会启迪作用。何况魏晋时期因长年战乱而早已导致礼教日趋懈弛,由他这样的名人用自己轰传遐迩的行为一点化,足以移风易俗。据《世说新语》所记,阮籍的这种行为即便是统治者司马昭也乐于容纳。阮籍在安葬母亲后不久,应邀参加了司马昭主持的一个宴会,宴会间自然免不了又要喝酒吃肉,当场一位叫何曾的官员站起来对司马昭说:“您一直提倡以孝治国,但今天处于重丧期内的阮籍却坐在这里喝酒吃肉,大违孝道,理应严惩!”司马昭看了义愤填膺的何曾一眼,慢悠悠地说:“你没看到阮籍因过度悲伤而身体虚弱吗?身体虚弱吃点喝点有什么不对?你不能与他同?,还说些什么!”

魏晋时期的一大好处,是生态和心态的多元。礼教还在流行,而阮籍的行为又被允许,于是人世间也就显得十分宽阔。记得阮籍守丧期间,有一天朋友裴楷前去吊唁,在阮籍母亲的灵堂里哭拜,而阮籍却披散着头发坐着,既不起立也不哭拜,只是两眼发直,表情木然。裴楷吊唁出来后,立即有人对他说:“按照礼法,吊唁时主人先哭拜,客人?跟着哭拜。这次我看阮籍根本没有哭拜,你为什么独自哭拜?”说这番话的大半是挑拨离间的小人,且不去管它了,我对裴楷的回答却很欣赏,他说:“阮籍是超乎礼法的人,可以不讲礼法;我还在礼法之中,所以遵循礼法。”我觉得这位裴楷虽是礼法中人却又颇具魏晋风度。他自己不圆通却愿意让世界圆通。

既然阮籍如此干脆地扯断了一根根陈旧的世俗经纬而直取人生本义,那么,他当然也不会受制于人际关系的重负。他是名人,社会上要交结他的人很多,而这些人中间有很大一部分是以吃食名人为生的:结交名人为的是分享名人,边分享边觊觎,一有风吹草动便告密起哄、兴风作浪,?那间把名人围啄得累累伤痕。阮籍身处乱世,在这方面可谓见多识广。他深知世俗友情的不可靠,因此绝不会被一个似真似幻的朋友圈所迷惑。他要找的人都不在了,刘邦、项羽只留下一座废城,孙登大师只留下满山长啸,亲爱的母亲已经走了,甚至像?貌双全的兵家女儿那样可爱的人物,在听说的时候已不在人间。难耐的孤独包围着他,他厌烦身边虚情假意的来来往往,常常白眼相向。时间长了,阮籍的白眼也就成了一种明确无误的社会信号,一道自我卫护的心里障壁。但是,当阮籍向外投以白眼的时候,他的内心也不痛快。他多么希望少翻白眼,能让自己深褐色的瞳仁去诚挚地面对另一对瞳仁!他一直在寻找,找得非常艰难。在母丧守灵期间,他对前来吊唁的客人由衷地感谢,但感谢也仅止于感谢而已,人们发现,甚至连官位和社会名声都不低的嵇喜前来吊唁时,闪烁在阮籍眼角里的,也仍然是一片白色。

人家吊唁他母亲他也白眼相向!这件事很不合情理,嵇喜和随员都有点不悦,回家一说,被嵇喜的弟弟听到了。这位弟弟听了不觉一惊,支颐一想,猛然憬悟,急速地备了酒、挟着琴来到灵堂。酒和琴,与吊唁灵堂多么矛盾,但阮籍却站起身来,迎了上去。你来了吗,与我一样不顾礼法的朋友,你是想用美酒和音乐来送别我操劳一生的母亲?阮籍心中一热,终于把深褐色的目光浓浓地投向这位青年。

这位青年叫嵇康,比阮籍小十三岁,今后他们将成为终身性的朋友,而后代一切版本的中国文化史则把他们俩的名字永远地排列在一起,怎么也拆不开。

嵇康是曹操的嫡孙女婿,与那个已经逝去的英雄时代的关系,比阮籍还要直接。

嵇康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第一等的可爱人物,他虽与阮籍并列,而且又比阮籍年少,但就整体人格论之,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要比阮籍高出许多,尽管他一生一直钦佩着阮籍。我曾经多次想过产生这种感觉的原因。想来想去终于明白,对于自己反对什么追求什么,嵇康比阮籍更明确、更透彻,因此他的生命乐章也就更清晰、更响亮了。

他的人生主张让当时的人听了触目惊心:“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他完全不理会种种传世久远、名目堂皇的教条礼法,彻底地厌恶官场仕途,因为他心中有一个使他心醉神迷的人生境界。这个人生境界的基本内容,是摆脱约束、回归自然、享受悠闲。罗宗强教授在《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一书 中说,嵇康把庄子哲学人间化,因此也诗化了,很有道理。嵇康是个身体力行的实践者,长期隐居在河南焦作的山阳,后来到了洛阳城外,竟然开了个铁匠铺,每天在大树下打铁。他给别人打铁不收钱,如果有人以酒肴作为酬劳他就会非常高兴,在铁匠铺里拉着别人开怀痛饮。

一个稀世的大学者、大艺术家,竟然在一座大城市的附近打铁!没有人要他打,只是自愿;也没有实利目的,只是觉得有意思。与那些远离人寰、瘦骨伶仃的隐士们相比,与那些?首穷经、弱不禁风的书生们相比,嵇康实在健康得让人羡慕。

嵇康长得非常帅气,这一点与阮籍堪称伯仲。魏晋时期的士人为什么都长得那么挺拔呢?你看严肃的《晋书》写到阮籍和嵇康等人时都要在他们的容貌上花不少笔墨,写嵇康更多,说他已达到了“龙章凤姿、天质自然”的地步。一位朋友山涛曾用如此美好的句子来形容嵇康(叔夜):

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巍峨若玉山之将崩。

现在,这棵岩岩孤松,这座巍峨玉山正在打铁,强劲的肌肉,愉悦的吆喝,炉火熊熊,锤声铿锵。难道,这个打铁佬就是千秋相传的《声无哀乐论》、《太师箴》、《难自然好学论》、《管蔡论》、《明胆论》、《释私论》、《养生论》和许多美妙诗歌的作者?这铁,打得真好。

嵇康打铁不想让很多人知道,更不愿意别人来参观。他的好朋友、文学家向秀知道他的脾气,悄悄地来到他身边,也不说什么,只是埋头帮他打铁。说起来向秀也是了不得的人物,文章写得好,精通《庄子》,但他更愿意做一个最忠实的朋友,赶到铁匠铺来当下手,安然自若。他还曾到山阳帮另一位朋友吕安种菜灌园,吕安也是嵇康的好友。这些朋友,都信奉回归自然,因此都干着一些体力活,向秀奔东走西地多处照顾,怕朋友们太劳累,怕朋友们太寂寞。

嵇康与向秀在一起打铁的时候,不喜欢议论世人的是非曲直,因此话并不多。唯一的话题是谈几位朋友,除了阮籍和吕安,还有山涛。吕安的哥哥吕巽,关系也不错。称得上朋友的也就是这么五、六个人,他们都十分珍惜。在野朴自然的生态中,他们绝不放弃亲情的慰藉。这种亲情彼此心照不宣,浓烈到近乎淡泊。

正这么叮叮当当地打铁呢,忽然看到一支华贵的车队从洛阳城里驶来。为首的是当时朝廷宠信的一个贵公子叫钟会。钟会是大书法家钟繇的儿子,钟繇做过魏国太辅,而钟会本身也博学多?。钟会对嵇康素来景仰,一度曾到敬畏的地步,例如当初他写完《四本论》后很想让嵇康看一看,又缺乏勇气,只敢悄悄地把文章塞在嵇康住处的窗户里。现在他的地位已经不低,听说嵇康在洛阳城外打铁,决定隆重拜访。钟会的这次来访十分排场,照《魏氏春秋》的记述,是“乘肥衣轻,宾从如云”。

钟会把拜访的排场搞得这么大,可能是出于对嵇康的尊敬,也可能是为了向嵇康显示一点什么,但嵇康一看却非常抵拒。这种突如其来的喧闹,严重地侵犯了他努力营造的安适境界,他扫了一眼钟会,连招呼也不打,便与向秀一起埋头打铁了。他抡锤,向秀拉风箱,旁若无人。

这一下可把钟会推到了尴尬的境地。出发前他向宾从们夸过海口,现在宾从们都疑惑地把目光投向他,他只能悻悻地注视着嵇康和向秀,看他们不紧不慢地干活。看了很久,嵇康仍然没有交谈的意思,他向宾从扬了扬手,上车驱马,回去了。

刚走了几步,嵇康却开口了:“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钟会一惊,立即回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问句和答句都简洁而巧妙,但钟会心中实在不是味道。鞭声数响,庞大的车马队回洛阳去了。

嵇康连头也没有抬,只有向秀怔怔地看了一会儿车队后扬天的尘土,眼光中泛起一丝担?。

对嵇康来说,真正能从心灵深处干扰他的,是朋友。友情之外的造访,他可以低头不语,挥之即去,但对于朋友就不一样了,哪怕是一丁点儿的心理隔阂,也会使他焦灼和痛苦,因此,友情有多深,干扰也有多深。

这种事情,不幸就在他和好朋友山涛之间发生了。

山涛也是一个很大气的名士,当时就有人称赞他的品格“如璞玉浑金”。他与阮籍、嵇康不同的是,有名士观念却不激烈,对朝廷、对礼教、对前后左右的各色人等,他都能保持一种温和友好的关系。但他并不庸俗,又忠于友谊,有长者风,是一个很靠得住的朋友。他当时担任着一个很大的官职;尚书吏部郎,做着做着不想做了,要辞去,朝廷要他推荐一个合格的人继任,他真心诚意地推荐了嵇康。

嵇康知道此事后,立即写了一封绝交信给山涛。山涛字巨源,因此这封信名为《与山巨源绝交书》。我想,说它是中国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一封绝交书也不过分吧,反正只要粗涉中国古典文学的人都躲不开它,直到千余年后的今天仍是这样。

这是一封很长的信。其中有些话,说得有点伤心??

听说您想让我去接替您的官职,这事虽没办成,从中却可知道您很不了解我。也许您这个厨师不好意思一个人屠宰下去了,拉一个祭师做垫背吧?……

阮籍比我醇厚贤良,从不多嘴多舌,也还有礼法之士恨他;我这个人比不上他,惯于傲慢懒散,不懂人情物理,又喜欢快人快语;一旦做官,每天会招来多少麻烦事!……我如何立身处世,自己早已明确,即便是在走一条死路也咎由自取,您如果来勉强我,则非把我推入沟壑不可!

我刚死了母亲和哥哥,心中凄切,女儿?十三岁,儿子?八岁,尚未成人,又体弱多病,想到这一些,真不知该说什么。现在我只想住在简陋的旧屋里教养孩子,常与亲友们叙叙离情、说说往事,浊酒一杯,弹琴一曲,也就够了。不是我故作清高,而是实在没有能力当官,就像我们不能把贞洁的美名加在阉人身上一样。您如果想与我共登仕途,一起欢乐,其实是在逼我发疯,我想您对我没有深仇大恨,不会这么做吧?

我说这些,是使您了解我,也与您诀别。

这封信很快在朝野传开,朝廷知道了嵇康的不合作态度,而山涛,满腔好意却换来一个断然绝交,当然也不好受。但他知道,一般的绝交信用不着写那么长,写那么长,是嵇康对自己的一场坦诚倾诉。如果友谊真正死亡了,完全可以冷冰冰地三言两语,甚至不置一词,了断一切。总之,这两位昔日好友,诀别得断丝飘飘,不可名状。

嵇康还写过另外一封绝交书,绝交对象是吕巽,即上文提到过的向秀前去帮助种菜灌园的那位朋友吕安的哥哥。本来吕巽、吕安两兄弟都是嵇康的朋友,但这两兄弟突然间闹出了一场震惊远近的大官司。原来吕巽看上了弟弟吕安的妻子,偷偷地占有了她,为了掩饰,竟给弟弟安了一个“不孝”的罪名上诉朝廷。

吕巽这么做,无异是衣冠禽兽,但他却是原告!“不孝”在当时是一个很重的罪名,哥哥控告弟弟“不孝”,很能显示自己的道德形象,朝廷也乐于借以重申孝道;相反,作为被告的吕安虽被冤枉却难以自辩,一个文人怎么能把哥哥霸占自己妻子的丑事公诸士林呢?而且这样的事,证据何在?妻子何以自处?家族门庭何以避羞?

面对最大的无耻和无赖,受害者往往一筹莫展。因为制造无耻和无赖的人早已把受害者不愿启齿的羞耻心、社会公众容易理解和激愤的罪名全都考虑到了,受害者除了泪汪汪地引颈就刎,别无办法。如果说还有最后一个办法,最后一道生机,那就是寻找最知心的朋友倾诉一番。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平日引为知己的朋友早已一一躲开,朋友之道的脆弱性和珍罕性同时显现。有口难辩的吕安想到了他心目中最尊贵的朋友嵇康。嵇康果然是嵇康,立即拍案而起。吕安已因“不孝”而获罪,嵇康不知官场门路,唯一能做的是痛骂吕巽一顿,宣布绝交。

这次的绝交信写得极其悲愤,怒斥吕巽诬陷无辜、包藏祸心;后悔自己以前无原则地劝吕安忍让,觉得自己对不起吕安;对于吕巽,除了决裂,无话可说。我们一眼就可看出,这与他写给山涛的绝交信,完全是两回事了。

“朋友”,这是一个多么怪异的称呼,嵇康实在被它搞晕了。他太看重朋友,因此不得不一次次绝交。他一生选择朋友如此严谨,没想到一切大事都发生在他仅有的几个朋友之间。他想通过绝交来表白自身的好恶,他也想通过绝交来论定朋友的含义。他太珍惜了,但越珍惜,能留住的也就越稀少。

尽管他非常愤怒,他所做的事情却很小:在一封私信里为一个蒙冤的朋友说两句话,同时识破一个假朋友,如此而已。但仅仅为此,他被捕了。

理由很简单:他是不孝者的同党。

从这个无可理喻的案件,我明白了在中国一个冤案的构建为什么那么容易,而构建起来的冤案又为什么会那么快速地扩大株连面。上上下下并不太关心事件的真相,而热衷于一个最通俗、最便于传播、又最能激起社会公愤的罪名;这个罪名一旦建立,事实的真相更变得无足轻重,谁还想提起事实来扫大家的兴,立即沦为同案犯一起扫除。成了同案犯,发言权也就被彻底剥夺。因此,请原谅古往今来所有深知冤情而闭口的朋友吧,他们敌不过那种并不需要事实的世俗激愤,也担不起同党、同案犯等等随时可以套在头上的恶名。

现在,轮到为嵇康判罪了。

统治者司马昭在宫廷中犹豫。我们记得,阮籍在母丧期间喝酒吃肉也曾被人控告为不孝,司马昭当场保护了阮籍,可见司马昭内心对于孝不孝的罪名并不太在意。他比较在意的倒是嵇康写给山涛的那封绝交书,把官场仕途说得如此厌人,总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就在这时,司马昭所宠信的一个年轻人求见,他就是钟会。不知读者是不是还记得他,把自己的首篇论文诚惶诚恐地塞在嵇康的窗户里,发迹后带着一帮子人去拜访正在乡间打铁的嵇康,被嵇康冷落得十分无趣的钟会?他深知司马昭的心思,便悄声进言:

嵇康,卧龙也,千万不能让他起来。陛下统治天下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担?的了,我只想提醒您稍稍提防嵇康这样傲世的名士。您知道他为什么给他的好朋友山涛写那样一封绝交信吗?据我所知,他是想帮助别人谋反,山涛反对,因此没有成功,他恼羞成怒而与山涛绝交。陛下,过去姜太公、孔夫子都诛杀过那些危害时尚、扰乱礼教的所谓名人,现在嵇康、吕安这些人言论放荡,毁谤圣人经典,任何统治天下的君主都是容不了的。陛下如果太仁慈,不除掉嵇康,可能无以淳正风俗、清洁王道。①

我特地把钟会的这番话大段地译述出来,望读者能仔细一读。他避开了孝不孝的具体问题,几乎每一句话都打在司马昭的心坎上。在道义人格上,他是小人;在诽谤技巧上,他是大师。

钟会一走,司马昭便下令:判处嵇康、吕安死刑,立即执行。

①参见《晋书?嵇康传》,《世说新语?雅量》注引《文士传》。

这是中国文化史上最黑暗的日子之一,居然还有太阳。

嵇康身戴木枷,被一群兵丁,从大狱押到刑场。

刑场在洛阳东市,路途不近。嵇康一路上神情木然而缥缈,他想起了一生中好些奇异的遭遇。

他想起,他也曾像阮籍一样,上山找过孙登大师,并且跟随大师不短的时间。大师平日几乎不讲话,直到嵇康临别,?深深一叹:“你性情刚烈而?貌出众,能避免祸事吗?”

他又想起,早年曾在洛水之西游学,有一天夜宿华阳,独个儿在住所弹琴。夜半时分,突然有客人来访,自称是古人,与嵇康共谈音律,谈着谈着来了兴致,向嵇康要过琴去,弹了一曲《广陵散》,声调绝伦,弹完便把这个曲子传授给了嵇康,并且反复叮嘱,千万不要再传给别人了。这个人飘然而去,没有留下姓名。

嵇康想到这里,满耳满脑都是《广陵散》的旋律。他遵照那个神秘来客的叮嘱,没有向任何人传授过。一个叫袁孝尼的人不知从哪儿打听到嵇康会演奏这个曲子,多次请求传授,他也没有答应。刑场已经不远,难道,这个曲子就永远地断绝了???想到这里,他微微有点慌神。

突然,嵇康听到,前面有喧闹声,而且闹声越来越响。原来,有三千名太学生正拥挤在刑场边上请愿,要求朝廷赦免嵇康,让嵇康担任太学的导师。显然,太学生们想以这样一个请愿向朝廷提示嵇康的社会声誉和学术地位,但这些年轻人不知道,他们这种聚集三千人的行为已构成一种政治示威,司马昭怎么会退让呢?

嵇康望了望黑压压的年轻学子,有点感动。孤傲了一辈子的他,因仅有的几个朋友而死的他,把诚恳的目光投向四周。一个官员冲过人群来到刑场高台上宣布:宫廷旨意,维护原判。

刑场上一片山呼海啸。

但是,大家的目光都注视着已经押上高台的嵇康。

身材伟岸的嵇康抬起头来,?着眼睛看了看太阳,便对身旁的官员说:“行刑的时间还没到,我弹一个曲子吧。”不等官员回答,便对在旁送行的哥哥嵇喜说:“哥哥,请把我的琴取来。”

琴很快取来了,在刑场高台上安放妥当,嵇康坐在琴前,对三千名太学生和围观的民众说:“请让我弹一遍《广陵散》。过去袁孝尼他们多次要学,都被我拒绝。《广陵散》于今绝矣!”

刑场上一片寂静,神秘的琴声铺天盖地。

弹毕,从容赴死。

这是公元旦262年夏天,嵇康三十九岁。

有几件后事必须交代一下??

嵇康被司马昭杀害的第二年,阮籍被迫写了一篇劝司马昭进封晋公的《劝进箴》,语意进退含糊。几个月后阮籍去世,终年五十三岁;

帮着嵇康一起打铁的向秀,在嵇康被杀后心存畏惧,接受司马氏的召唤而做官。在赴京城洛阳途中,绕道前往嵇康旧居凭吊。当时正值黄昏,寒冷彻骨,从邻居房舍中传出呜咽笛声,向秀追思过去几个朋友在这里欢聚饮宴的情景,不胜感慨,写了《思旧赋》。写得很短,刚刚开头就煞了尾。向秀后来做官做到散骑侍郎、黄门侍郎和散骑常侍,但据说他在官位上并不做实际事情,只是避祸而已;

山涛在嵇康被杀害后又活了二十年,大概是当时名士中寿命最长的一位了。嵇康虽然给他写了著名的绝交书,但临终前却对自己十岁的儿子嵇绍说:“只要山涛伯伯活着,你就不会成为孤儿!”果然,后来对嵇绍照顾最多、恩惠最大的就是山涛,等嵇绍长大后,由山涛出面推荐他入仕做官;

阮籍和嵇康的后代,完全不像他们的父亲。阮籍的儿子阮浑,是一个极本分的官员,竟然平生没有一次酒醉的记录。被山涛推荐而做官的嵇绍,成了一个为皇帝忠诚保驾的驯臣,有一次晋惠帝兵败被困,文武百官纷纷逃散,惟有嵇绍衣冠端正地以自己的身躯保护了皇帝,死得忠心耿耿;

…………

还有一件后事。

那曲《广陵散》被嵇康临终弹奏之后,渺不可寻。但后来据说在隋朝的宫廷中发现了曲谱,到唐朝又流落民间,宋高宗时代又收入宫廷,由明代朱元璋的儿子朱权编入《神秘曲谱》。近人根据《神秘曲谱》重新整理,于今还能听到。然而,这难道真是嵇康在刑场高台上弹的那首曲子吗?相隔的时间那么长,所历的朝代那么多,时而宫廷时而民间,其中还有不少空白的时间段落,居然还能传下来?而最本源的问题是,嵇康那天的弹奏,是如何进入隋朝宫廷的?

不管怎么说,我不会去聆听今人演奏的《广陵散》。《广陵散》到嵇康手上就结束了,就像阮籍和孙登在山谷里的玄妙长啸,都是遥远的绝响,我们追不回来了。

然而,为什么这个时代、这批人物、这些绝响,老是让我们割舍不下?我想,这些在生命的边界在线艰难跋涉的人物似乎为整部中国文化史作了某种悲剧性的人格奠基。他们追慕宁静而浑身焦灼,他们力求圆通而处处分裂,他们以昂贵的生命代价,第一次标志出一种自觉的文化人格。在他们的血统系列上,未必有直接的传代者,但中国的审美文化从他们的精神酷刑中开始屹然自立。在嵇康、阮籍去世之后的百年间,大书法家王羲之、大画家顾恺之、大诗人陶渊明相继出现,二百年后,大文论家刘勰、钟嵘也相继诞生,如果把视野再拓宽一点,这期间,化学家葛洪、天文学家兼数学家祖冲之、地理学家郦道元等大科学家也一一涌现,这些人,在各自的领域几乎都称得上是开天辟地的巨匠。魏晋名士们的焦灼挣扎,开拓了中国知识分子自在而又自为的一方心灵秘土,文明的成果就是从这方心灵秘土中蓬勃地生长出来的。以后各个门类的千年传代,也都与此有关。但是,当文明的成果逐代繁衍之后,当年精神开拓者们的奇异形象却难以复见。嵇康、阮籍他们在后代眼中越来越显得陌生和乖戾,陌生得像非人,乖戾得像神怪。

有过他们,是中国文化的幸运,失落他们,是中国文化的遗憾。

一切都难以弥补了。

我想,时至今日,我们勉强能对他们说的亲近话只有一句当代熟语: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

我们,曾经拥有!

写作此文,与嵇康弹完《广陵散》而赴死的日子同样是炎热的八月,其间相隔一千七百三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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