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境逢生电影 绝境逢生电影演员表

李天济是谁

小城之春（1948）

李天济

绝境逢生电影 绝境逢生电影演员表

大捷

1940年毕业于四川省立戏剧音乐实验学校，在校期间发表长篇报告文学《徐州突围》，此文曾在贵阳的《精忠》杂志上连载一年。1942年任青年剧社、中华剧艺社演员、演出主任，排演了法国萨杜的表现爱国主义题材的《祖国》，任编剧兼导演。1947年在吴祖光等人的鼓励下，

中文名：李天济

国籍：

逝世日期：1995年5月16日

职业：电影编剧，演员

毕业院校：四川省立戏剧音乐实验学校

个人经历

李天济写出了电影剧本《小城之春》，由费穆导演。之后又写了喜剧《逢凶化吉》。，他继续探索喜剧电影的创作道路，写了《今天我休息》，成功地塑造了警察马天民这一艺术形象。他因长相特别，还被邀拍过多部影片如《魔术师的奇遇》、《乌鸦与麻雀》、《阿Q正传》等。此外他还执导了《不夜的村庄》和《抓壮丁》。

李天济（1921—1995）曾用笔名高鲁、于刚、光沛，编剧、演员，1921年5月生于江苏镇江。李天济自幼爱好文学，读了大量，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功底。

1938年9月李天济来到成都，考进了四川戏剧音乐学校；在校期间，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徐州突围》，在报上连载几近一年。1941年起，先后在重庆青年剧社、民众剧社、中华剧艺社当演员、剧务、剧务科长、演出部主任。这对他以后的创作生涯，打下了比较扎实的生活基础。

1947年，李天济回到上海，曾一度担任上海剧人会秘书；同年他发奋创作电影剧本《小城之春》，以其独到的视角和富有表现力的结构，通过剧中人物在规定情景中的感情纠葛，折射，透析人生，以初生之犊的锐气，对电影特性进行探索，在影坛引起较大反响，后由费穆导演拍成影片。1942年任青年剧社、中华剧艺社演员、演出主任。1947年，创作电影剧本《小城之春》。1949年，参演影片《乌鸦与麻雀》。建国后，相继在电影局电影剧本创作所，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海燕电影制片厂任编剧。

建国后

建国后，李天济相继在电影局电影剧本创作所、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上海电影制片厂任编剧。他能比较自觉地深入生活实际，善于从普通的日常生活中摄取群众所关注的热点，经过概括提炼而形成创作题材，热情讴歌新新生活中的凡人凡事，如他精心创作的《今天我休息》，剧中主角民警马天民的形象，血肉饱满，熠熠生辉，至今仍广为传诵。而后，他又陆续写出了《爱情啊，你姓什么》、《姑娘今年二十八》、《逢凶化吉》等电影剧本，以比较生动的情节，注意电影艺术的视觉造型，并赋之以喜剧性的矛盾冲突，从而产生风趣、幽默的喜剧效果。

长期以来，李天济老师还潜心与表演艺术。1949年在影片《乌鸦与麻雀》中饰演侯义伯，并于1959年1949—1955年影片评奖中获个人一等奖。以后，又曾在《魔术师的奇遇》、《阿Q正传》、《八仙的传说》、《绝境逢生》等影片中扮演角色，以其夸张的表演和固有的脸型特征，擅演各类反面人物，在观众中颇有影响。

主要作品

参与影片

绝境逢生（1994）

天朝国库之谜（1990）

逢凶化吉TURNILLLUCKINTOGOOD（1989）

八仙的传说THELEGENDOFEIGHTIMMORTALS（1985）

夜半歌声SONGATMIDNIGHT（1985）

姑娘今年二十八GIRLAT28（1984）

爱情啊，你姓什么？WHATISLOVE？（1980）

这是我应该做的（1965）

魔术师的奇遇（1962）

太极拳（1959年10月）

今天我休息（1959）

落水记（1956）

乌鸦与麻雀（1949）

好夫妻（1948）

还乡日记（1947）

潘长江的演艺经历

出生地：江苏镇江

1984年调入铁岭市民间艺术团主演了《四圣巧戏猪八戒》。1987年与莫岐、李丁、韩善续合演了《八旗子弟》并演唱了主题曲《两妞》。1星座：金牛座9凭借二人转《猪八戒拱地》获第三届青年戏剧节“个人表演金奖。走上了小品的艺术道路后，获辽宁十佳演员第二名。又参加了春节联欢、元旦和综艺大观等文艺晚会。1994年，参演首部电影《三女休夫》饰演阙里侯 ；随后，潘长江在张建亚执导的抗日喜剧电影《绝境逢生》当中，饰演铁匠 。1999年，搭档李明启，主演由杨世光执导的农村题材电影《明天我爱你》，饰演郝三多 ；凭此剧夺得大众电影百花奖男演员奖 。2002年8月，参与谷锦云执导的反映二炮部队生活的《旅长》饰演二柱 。2003年6月，搭档郭达，主演以抗日为背景的喜剧片《举起手来》，饰演“罗圈腿” 。2004年，主演情景喜剧《笑笑茶楼》，与闫学晶、李静、姚军等人合作。 在《老威的X》中饰演窦大江，与林洁、韩善续等人合作。2005年5月，在宋祖德投资的贺岁电影《杨德财征婚》里面，饰演男一号杨德财 ；9月，搭档黄晓娟，参演由丁霄汉执导的农村题材作品《别拿豆包不当干粮》，饰演赵喜富 。11月，潘长江发布自己首张专辑《男人40一枝花》 。

潘长江出演过的所有连续剧

导致这一文化表象被固化的原因很复杂，归结起来无非三个方面：是历史原因：也就是日本对长达数百年的入侵、掠夺与欺凌（从明朝东南沿海的倭患算起）给中华民族造成的无法愈合的历史创痛；第二是现实原因：人鉴于自身的历史创伤记忆而始终对当代日本的右翼及化心存芥蒂；反过来日本也对所谓“威胁”感到寝室难安，暗藏对“崩溃”的阴暗期待；第三是心理原因，由于上述原因的综合作用，造成中日之间彼此误解、蔑视和对立，并将此种非理性心理与某种动听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词藻混淆起来，从而掩盖了这种误解和对立的现实危害性。

潘长江出演过的连续剧如下：《雨天有故事》、《八旗子弟》、《炊事班的故事》、《正月里来是新春》、《别拿豆包不当干粮》 、《杨德财征婚》、《举起手来》、《清凌凌尽管由于自己的知识局限，我没能参加那项跨国的合作研究，但我仍然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以一种理性的、建设性的态度介入中日文化的互动建构。毕竟，除了彼此仇恨和对峙之外，中日之间还可以有其他选择。那么就让和解从“认识”开始。的水蓝莹莹的天》、《开心就好—男人无烦恼》、《举起手来2：追击阿多丸》、《大胃王》。

有没有像 举起手来 这样类似的电影啊？

电影《地雷战》最开始是军教片！就是在内部放映的用来对部队进行战略战术以及思想意识的教育片。剧情内容是在抗日战斗时期，胶东抗日根据地边缘赵家庄和附近几个村庄，群众制造了各种土地雷，布下雷阵，使日寇受到沉重打击的故事。影片的主要意图还是一方面表现了广大农村的群众利用智慧打击侵略者，一方面表达了团结层群众必胜的观念。

巧奔见面礼THEFIRSTGIFT（1980）妙逃，绝境逢生

巧奔妙逃，绝境逢生

打的电影,要搞笑的，像 举起手来 那种

有一些类似于《举起手来》的喜剧电影，比如《绝境逢生》和《虎口脱险》，它们都是关于二战的喜剧片。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喜剧电影，比如《摩登保镖》和《野孩子》。

绝境逢生

狩猎者

夜袭

巧出生日期：1921年5月17日奔妙逃

老少爷们打子

三毛从军记

地雷坟场

战火赤子心

黑鹰坠落

锅盖头

绝境逢生！魏宗万潘长江主演的！很搞笑！

绝境逢生

追击阿多丸号

八十年代的抗战电影

别名：高鲁；于刚；光沛

建国前子午线

紫日

黄河绝恋

白马飞飞

喋血黑谷

东宁特遣队

东江特遣队

烽火

绝境逢生

大营救

空山

军列杀出重围

马石山十勇士

狩猎者

晚钟

夜袭

血性山谷

一个和八个

角落

逐日英雄

这些都是八十年代以后拍的哦，场景故事都不错，不是全景式片~~~

潘长江

代表作品：创作电影剧本《小城之春》

潘长江

姓名：潘长江

出生年月：1957年7月1日 籍贯：吉林省怀德县人 出生地 黑龙江省东宁县 星座：巨蟹座 血型：o型 身高：一米六 体重：64公斤 个性：一往无前 最喜欢的服装：休闲 最喜欢的季节：春秋 最喜欢的颜色：黑色 最喜欢的食品：猪肉炖土豆 最喜欢的运动：拳击 最喜欢的娱乐：看电视 最喜欢的饮料：矿泉水 最喜欢的电影：卓别林的影片 最喜欢的音乐：梁祝 最喜欢的动物：狗 最喜欢的影星：卓别林 的优点：好学 最喜欢的歌手：刘欢 的缺点：不爱穿袜子 最崇拜的人：父母 兴的事：次发工资的时候 最讨厌的人：我自己 最难忘的事：结婚的时候 最喜爱的人：女儿 最伤心的事：失去 最害怕的人：媳妇 最尴尬的事：演出时忘词 最难忘的人：老师 做的事：睡觉 的愿望：休息一个月 最忌讳的事：睡不着

潘长其他方面情况我没有发言权。但从影视文化上看，我认为三国各自影视文化想象对方的单一化、模式化，不但不能促进、加深彼此的相互认知与理解，相反，他们仍在因袭某种历史思维的惯性，不断地将对方的历史和文化加以“妖魔化”。（中韩关系更为复杂微妙，此处存而不论，仅就中日关系而言）江，1957年7月1日生于黑龙江省东宁县一个梨园世家.父亲潘林生，母亲王晶平均为辽北地区的评剧演员，自幼受艺术熏陶，唱、念、做、打四功俱佳。1979年考入铁岭县评剧团，专攻小花脸。1982年改演二人转，主演过《三请樊梨花》、《猪八戒醉酒》、《换亲记》、《柜中缘》等 1984年调入铁岭市民间艺术团主演了《四圣巧戏猪八戒》,等节目多次获省级表演奖. 1986年与赵本山合演的《大观灯》在东三省引发轰动，被观众誉为“东北丑王”。 参加第三届青年戏剧节的二人转《猪八戒拱地》获“个人表演金奖”。走上了小品的艺术道路后，获辽宁十佳演员第二名。又参加了春节联欢、元旦和综艺大观等文艺晚会。 小品：《桥》、《过河》、《迎亲》、《打虎上山》、 《歪打正著》、《求求你》、《一张邮票》、《女教师男大侠》、《对缝》、《钱哪去了》、《开心一刻》、《农民歌手》、《手术之前》等。 电影：《绝境逢生》、《三女休夫》、《飞虎队》、《明天我爱你》、《球迷心窍》、《宫廷斗鸡》 电视剧：《雨天有故事》、《八旗子弟》 歌曲：《过河》

电影地雷战

根据文学家钱钟书改编的电视剧《围城》剧中精彩片段：“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的那位老学究的扮演者为表演艺术家李天济，他还是电影史上的经典影片《小城之春》的编剧。

《地雷战》----

2007年2月26日，日本政调会长中川昭一在一次演讲中大放厥词，说什么“也许20年内，日本可能成为的第N个省。”此话一出，立刻引起舆论哗然。一时间，中日关系再度成为一个媒体热炒的话题。

这让我想起一年前，曾接到一位新西兰华裔学者的邀请，让我参加一个由多国学者参与的跨国研究课题：《中日韩民族意识中的他者表象》。通俗一点说，就是（日韩）文化如何想象对方？为何如此想象？以及他们各自的文化（包括电影、电视等通俗文化媒体）是如何赋予这一想象以特定感官形式的。当时，考虑到自己在这方面知识积累薄弱，恐有碍于研究的深入，遂谢绝了对方的邀请。今天想来，中日韩之间，仿佛确有展开此类合作研究的必要。

多年来，三国之间囿于“同宗同源”的传统思维，在彼此的文化认识上产生了一个惰性十足而疏于明辩的错误理念，即用所谓“同文同种、同宗同源”忽略，乃至有意掩盖存在于三种文化之间的巨大异。说一点，这种忽略，正是我们彼此无知的开始。事实上，中日韩之间的诸多隔膜、误解、猜忌、责难与、外交摩擦，无不与此相关。古人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如果力图打破三国关系的僵局，势必在文化上要加强对彼此的理解和沟通。而这一点，三国的文化学术界都还有大量未知疆域等待开垦。

仅就电影而论，一提起，便立即使人联想到“猪头小队长”、“松井”、“偷地雷的”等等一系列为国人熟知的银幕形象。可以说，从银幕最早出现形象的三四十年代（如《狼山喋血记》、《松花江上》、《丽人行》、《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算起，经五六十年代（如《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地道战》、《地雷战》等），到八九十年代甚至晚近（如电视剧《霍元甲》、《陈真》，电影《绝境逢生》、《烈火金刚》、《举起手来》），银幕上的形象就始终没有太大的变化。一言以蔽之，在半个世纪的电影中，人心目中的，大抵已被十分顽强地固化为“子”这一“非人”的丑八怪形象了。

我认为，文化界、电影创作界对日本当代、文化总体认知的匮乏，以及历史记忆的惯性作用，都应该引起人们的足够警惕。我们沿着历史的维度进行梳理，如果说三十至六七十年代电影对“子”形象的塑形及模式化，尚且与抗日的客观历史直接相关，那么，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当中日双方对话、交流渠道日益丰富之后，文化依旧保持着“日本想象”的单一化，则只能归结于我们自身文化建设的某种不足。虽然，这中间也出现过《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清凉寺钟声》等一些从理性角度反思中日民族关系与民族情感的电影作品，但是很显然，这种作品还无法构成此类作品的主流形态。

相反，人似乎更习惯于把虚构成为“罗圈腿、嘴、仁丹胡子、东洋”的丑八怪形李天济，电影编剧、演员(1921--1995)，江苏镇江人。象。仿佛不如此就不足以分辨“子”的“异质性”，而“异质性”的一个标志，就是把由“人”虚构成一群没有人性，没有情感，没有人的灵魂的“衣冠禽兽”。但是，作为一种话语，它究竟与日本，与日本文化有多少关系？它能否反映日本的民族性格、民族本质？这一问题却从来没有人提出来并给予严肃的思考。当然，对于这样一个背负着沉重历史创伤的民族，自然需要一种能够达成心理宣泄和慰籍的特定方式，需要一种对异族的“妖魔化”想象来维系自身对于历史的记忆。这些都是无可厚非的文化因由，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假如这种“创伤记忆”演变成一种被固化了的，带有某种先验意味的文化咒语，以至于人们在它的面前甚至忘记了思辨和反思的时候，它就有可能堕落成为一种“记忆仇恨，撕裂族群”的扭曲心理。

有一种说法，主张对日本的侵华史采取一种“记史但不添恨”的态度，不管别人意下如何，我本人是举双手。道理很简单，我们记忆历史的目的只能是以史为鉴，构筑和谐。如果历史记忆只是用来累积历史的仇恨和宿怨，增加现实的误解和对立，那么这种历史观便与日本右翼所推行的历史观一样，对中日关系的未来将十分危险。

实际上，历史上的中日关系一衣带水，唇齿相依，特别是在全球化的今天，两者关系更是紧密到了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程度。就连不断宣扬崩溃论的某些也能看到，假如真如他们所说，经济一旦陷于崩溃，那么受到打击首当其冲的恰恰是日本自己。既然和则两利，争则俱损，为什么不选择在相互了解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呢？既然要相互了解，单单靠这些几十年一贯制的“猪头小队长”又能起多大作用呢？

再说具体一些，电影界对日本电影的了解远远不能满足双方电影文化交流的需要。从80年代至今，电影界真正对日本电影有所认识的专家、学者屈指可数，老一代的有影协的陈笃忱、艺术研究院的俞虹；中年一代的有原电影学院的应雄、影协的晏妮；可惜，老一代学者已经退出一线，中年一代也大多移居他国；再年轻的一代，更是人才寥落，花果飘零。创作界的情况也大地如此。为什么我们总是追问电影除了“子”和“猪头小队长”再很难出现相对比较客观、比较现实的形象？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我们自身对日本的无知。无知必然导致单一，必然导致“妖魔化”，而单一和妖魔化反过来又必然加深、延续我们自身的无知。

2007年2月26日，日本政调会长中川昭一在一次演讲中大放厥词，说什么“也许20年内，日本可能成为的第N个省。”此话一出，立刻引起舆论哗然。一时间，中日关系再度成为一个媒体热炒的话题。

这让我想起一年前，曾接到一位新西兰华裔学者的邀请，让我参加一个由多国学者参与的跨国研究课题：《中日韩民族意识中的他者表象》。通俗一点说，就是（日韩）文化如何想象对方？为何如此想象？以及他们各自的文化（包括电影、电视等通俗文化媒体）是如何赋予这一想象以特定感官形式的。当时，考虑到自己在这方面知识积累薄弱，恐有碍于研究的深入，遂谢绝了对方的邀请。今天想来，中日韩之间，仿佛确有展开此类合作研究的必要。

多年来，三国之间囿于“同宗同源”的传统思维，在彼此的文化认识上产生了一个惰性十足而疏于明辩的错误理念，即用所谓“同文同种、同宗同源”忽略，乃至有意掩盖存在于三种文化之间的巨大异。说一点，这种忽略，正是我们彼此无知的开始。事实上，中日韩之间的诸多隔膜、误解、猜忌、责难与、外交摩擦，无不与此相关。古人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如果力图打破三国关系的僵局，势必在文化上要加强对彼此的理解和沟通。而这一点，三国的文化学术界都还有大量未知疆域等待开垦。

仅就电影而论，一提起，便立即使人联想到“猪头小队长”、“松井”、“偷地雷的”等等一系列为国人熟知的银幕形象。可以说，从银幕最早出现形象的三四十年代（如《狼山喋血记》、《松花江上》、《丽人行》、《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算起，经五六十年代（如《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地道战》、《地雷战》等），到八九十年代甚至晚近（如电视剧《霍元甲》、《陈真》，电影《绝境逢生》、《烈火金刚》、《举起手来》），银幕上的形象就始终没有太大的变化。一言以蔽之，在半个世纪的电影中，人心目中的，大抵已被十分顽强地固化为“子”这一“非人”的丑八怪形象了。

我认为，文化界、电影创作界对日本当代、文化总体认知的匮乏，以及历史记忆的惯性作用，都应该引起人们的足够警惕。我们沿着历史的维度进行梳理，如果说三十至六七十年代电影对“子”形象的塑形及模式化，尚且与抗日的客观历史直接相关，那么，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当中日双方对话、交流渠道日益丰富之后，文化依旧保持着“日本想象”的单一化，则只能归结于我们自身文化建设的某种不足。虽然，这中间也出现过《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清凉寺钟声》等一些从理性角度反思中日民族关系与民族情感的电影作品，但是很显然，这种作品还无法构成此类作品的主流形态。

相反，人似乎更习惯于把虚构成为“罗圈腿、嘴、仁丹胡子、东洋”的丑八怪形象。仿佛不如此就不足以分辨“子”的“异质性”，而“异质性”的一个标志，就是把由“人”虚构成一群没有人性，没有情感，没有人的灵魂的“衣冠禽兽”。但是，作为一种话语，它究竟与日本，与日本文化有多少关系？它能否反映日本的民族性格、民族本质？这一问题却从来没有人提出来并给予严肃的思考。当然，对于这样一个背负着沉重历史创伤的民族，自然需要一种能够达成心理宣泄和慰籍的特定方式，需要一种对异族的“妖魔化”想象来维系自身对于历史的记忆。这些都是无可厚非的文化因由，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假如这种“创伤记忆”演变成一种被固化了的，带有某种先验意味的文化咒语，以至于人们在它的面前甚至忘记了思辨和反思的时候，它就有可能堕落成为一种“记忆仇恨，撕裂族群”的扭曲心理。

有一种说法，主张对日本的侵华史采取一种“记史但不添恨”的态度，不管别人意下如何，我本人是举双手。道理很简单，我们记忆历史的目的只能是以史为鉴，构筑和谐。如果历史记忆只是用来累积历史的仇恨和宿怨，增加现实的误解和对立，那么这种历史观便与日本右翼所推行的历史观一样，对中日关系的未来将十分危险。

实际上，历史上的中日关系一衣带水，唇齿相依，特别是在全球化的今天，两者关系更是紧密到了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程度。就连不断宣扬崩溃论的某些也能看到，假如真如他们所说，经济一旦陷于崩溃，那么受到打击首当其冲的恰恰是日本自己。既然和则两利，争则俱损，为什么不选择在相互了解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呢？既然要相互了解，单单靠这些几十年一贯制的“猪头小队长”又能起多大作用呢？

再说具体一些，电影界对日本电影的了解远远不能满足双方电影文化交流的需要。从80年代至今，电影界真正对日本电影有所认识的专家、学者屈指可数，老一代的有影协的陈笃忱、艺术研究院的俞虹；中年一代的有原电影学院的应雄、影协的晏妮；可惜，老一代学者已经退出一线，中年一代也大多移居他国；再年轻的一代，更是人才寥落，花果飘零。创作界的情况也大地如此。为什么我们总是追问电影除了“子”和“猪头小队长”再很难出现相对比较客观、比较现实的形象？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我们自身对日本的无知。无知必然导致单一，必然导致“妖魔化”，而单一和妖魔化反过来又必然加深、延续我们自身的无知。

不错的片，教育意义强，有些地方也很搞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