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412事件 为什么大陆不谈论胡适

蔡元培是个怎样的人？

蔡元培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也是中国近代民族学研究的先驱，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下面是我蒐集整理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蔡元培412事件 为什么大陆不谈论胡适

从清朝的一个普通文人变成之后变革教育制度实业救国的领导者。在国外人的眼里，能通过改革一所学校，而改变一个民族的，也就只有这蔡元培一人。

蔡元培这辈子最轰动的两件事：一是五四运动;二是征婚启事。

在学生眼里，?先来看看这第一件事情，在蔡元培担任北长之前，北大学术氛围混乱，教职工学生都是“八大胡同”的常客。他将近50多岁的时候担任校长，将在欧洲游学的思想自由的观点完全运用在北园中。一时之间北大之内，各种学问并存，包容力极强，而这就应该是一所大学该有的样子。就在北大成型不久，就发生了中国在国际上受欺负的事件。蔡元培闻知此事当然不同意，一时之间北大的学生自发组织上街 *** ，至此“五四运动”开始。可见蔡元培校长相当有影响力。

那么在老婆们眼里，?蔡元培先生虽然致力教育事业，但是感情生活也没有耽搁。在他的第一任妻子王昭病逝之后，就不断有媒人上门说亲，他烦了就写了一则“征婚启事”，上面所列的条件在当时看来就是惊世骇俗，一时之间媒人们都不敢上门。这样的奇葩规矩在那时代也能接连找到老婆。所以啊，蔡先生在女士眼里是个极有魅力的人。蔡先生是个文化大师，一位完人，一头真虎。

蔡元培有哪些事迹

蔡元培事迹包括了他早期考取清朝学位到最后抗日救国坚持教育改革的一生事迹。清朝晚期出生于浙江绍兴山阴县的蔡元培从小发奋读书，十七岁就考取了秀才，后又陆续考入了清朝的更高学位直到翰林。

三十岁辞去朝廷任职开始转向教育行业，担任绍兴学院院长。33岁创立了中国的教育会，并且还组建了爱国女学堂，开创中国女性学堂的先例。此时民主改革势在必行，许多民主人士都投身推翻封建制度建立民主政权的革命浪潮中，35岁的蔡元培和其他民主人士组织成立了光复会同盟会等。

蔡元培事迹中最突出的就是他把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引入中国。蔡元培37岁的时候开始出国留学深造，学习西方的先进教育。42岁回国后担任 *** 教育部长，管理教育事业。但是当时的时局动荡，袁世凯专权，蔡元培再次选择出国留学深造，去了法国德国，46岁回国担任了北京大学校长。此时他得到了法国美国大学授予他的荣誉学位。之后在 *** *** 的全国人大代表中被选为监察委员，但是蔡元培辞去了职位专心发展教育事业。1928年五十多岁的蔡元培担在中国文化事业单位担任多个职位。

抗日战争爆发后，蔡元培从北平移至上海同其他 *** 人士积极组建抗日保国组织，为国共合作抗日而努力。抗日战争国内局势恶化，蔡元培带着妻儿迁往香港，并在香港定居，1940年在香港生病去世。

对蔡元培的评价是什么

第一，蔡元培的包容思想。虽然他出生封建家庭，祖先甚至能追溯到明朝，但是他个人具有博大胸怀，包容精神。他让中国的平民，女性都有机会得到教育。

第二，他树立了正确的学习观，引导学习者走向正确的道路上，他坚决发对文化知识成为官场利用的工具，坚持人文发展，重视人格的培养。在儿童教育上他做出了大胆创新，引进了新的理念，使得下一代得到更好的学习教育。

第三，他用实际行动报效祖国。他在外国侵略中国的时候，积极为中国自强而努力。虽然他一直在资产阶级阵营，但是面对国难，他表现出了高尚的爱国精神，坚决站在国共合作这一方，并且联合了许多的民主人士共同组建联盟，为中国抗战贡献了个人力量。

蔡元培是一个以身作则的思想实践者。他自身的婚姻在早期受到封建束缚被迫接受了家族安排的妻子，但是他不断的影响和改造妻子，使妻子摆脱旧观念的影响学习男女平等先进的婚姻观。蔡元培本身也是一个一夫一妻资产阶级婚姻制度的实践者。庆幸的是，所有对蔡元培的评价都是正面的。

逼迫蔡元培和学生决斗，让鲁迅给他修鞋的冯省三有何能耐？

民国时期多奇人，冯省三是其中之一。

冯省三是山东人，是北京大学法文系的学生。1922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周作人的推荐下，聘请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到北京大学讲授世界语课程。由于学校没有多余的房间安排爱罗先珂，蔡元培便征求鲁迅、周作人的同意后，将爱罗先珂暂时安顿在八道湾胡同的周宅后院。

爱罗先珂在北京大学开设世界语课程后，冯省三非常热衷于学习世界语，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冯省三经常去八道湾胡同的周宅向爱罗先珂求教，一来二去与周作人、鲁迅的关系很不错。

鲁迅对冯省三的印象不坏，不过冯省三的情商确实不高。

鲁迅学生荆有麟在回忆文章《鲁迅回忆断片》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冯省三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曾经有一天去八道湾胡同鲁迅家里。他大大咧咧地往鲁迅的床铺上一坐，跷起双脚说：“喂，你门口有修鞋的，把我这双破鞋，拿去修修。”

如果是换了一个人，肯定会将冯省三的鞋子扔得远远的，可鲁迅在年轻学生面前脾气很好，真的将冯省三的鞋子拿出去修好，又拿了回来。冯省三连“谢谢”两个字都没有说，走了。

后来，鲁迅偶尔提及此事，会说：“山东人真是直爽哇。”

冯省三家庭比较贫穷，在北京读书，难免会遇到囊中羞涩的情况。鲁迅经常在经济上帮助冯省三。1923年5月10日，冯省三离开北京，前往广州到中山大学讲授世界语。冯省三缺少路费，还找鲁迅借了5元钱。鲁迅在日记中写道：“省三将出京，以五元赠行。”看样子，鲁迅已经做好了冯省三不会还钱的准备了。

1922年11月18日，鲁迅还曾经为冯省三写过一篇很短的、只有几百字的文章《即小见大》。里面说：“北京大学的反对讲义收费风潮，芒硝火焰似的起来，又芒硝火焰似的消灭了，其间就是开除了一个学生冯省三。”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此事与蔡元培有关。

我们知道，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属于国立大学的性质。民国成立后，北京大学的办学经费由教育部承担，每月拨付75万元。正因为有了足够的经费支撑，北京大学得以维持低水平的学费，使得冯省三这样的贫困子弟能够进入到这所中国顶级大学读书。

可是，到了1922年，由于民国政府财政吃紧，拨付各大高校的经费经常拖延，北京大学也不例外。为此，蔡元培还以申请辞职来给上面施压。

1922年10月，在新学期开学后没多久，北京大学部分评议会成员给蔡元培写信，建议向学生收取讲义费。讲义费收取后，全部拨归给图书馆。对于他们的建议，蔡元培表示认同。在蔡元培看来，部分学生自持有讲义，在听课时不注意，平时不用功，只是在考试前恶补讲义，收取讲义费能让他们改变这种不良的学习习惯。

然而，北京大学收取讲义费的消息传出来后，还是惹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特别是法科学生。因为法科的科系资料最多，收取讲义费将成为一部分穷学生的经济负担。于是，在10月17日和18日，几十名学生联合起来，先后到会计科和校长室，向学校方面提出抗议，要求立即停收讲义费。

当时的场面非常激烈。据蒋梦麟事后回忆，蔡元培十分愤怒，他“在红楼门口挥拳作势，怒目大声说：‘我给你们决斗’！包围先生的学生们纷纷后退。”

随后，蔡元培非常愤慨地提出了辞职，在辞职书里痛心疾首地说：“废置讲义费事小，而破坏学校纪律之事实大，涓涓之水，将成江河，风气所至，将使全国学校共受其祸。言念及此，实为痛心……”

在这次行动里，冯省三并非组织者，也非倡议者，但却扮演了“领头羊”角色，冲在前面，给校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0月18日，北京大学教务会议迅速出台了3条决议，其中第一条就是将冯省三予以开除，“学生冯省三唆使在场外学生入室殴打，按照校章第四十六条规定，应即除名”。

这就是鲁迅文章里提到的“开除了一个学生冯省三”。

有意思的是，这场事件过去后，冯省三写信给胡适，请求回北京大学旁听：“盼望胡先生帮助我，恤怜我，不然我因除名于北大，遂连其他的学校也失掉进去的资格，那未免太可怜了。”

胡适干净利落地回复：“我劝他作好汉要作到底，不要对我们作什么请求了。”

1927年时中国的情况

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于1927年8月1日。它时中国共产党汲取了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后建立起来的革命武装。党自一九二一年成立以后，就开始领导工人、农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剥削压迫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1924年至1927年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党实行统一战线政策，帮助孙中山创建黄浦军官学校，在北伐军中积极开展政治工作，并武装工农，发动群众支持和参加北伐战争。但是，由于当时党对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尤其时党的领导人陈独秀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自动放弃对军队的领导权，当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时，党无力组织有效的反抗，致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为了挽救革命，党开始了独立创建革命军队的工作。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北伐军3万多人，举行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对创建人民军队作出了重大贡献。“八一”即成为我军建军节。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同志和湖南省委一起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创建了第一支工农革命军队——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开辟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起义部队在向井冈山进军途中，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在部队中建立的党的各级组织，废除旧的带兵方法，实现官兵平等，为建立新型人民军队打下了基础。至1929年底，党还在全国各地发动和领导了广州起义、左、右江起义等一百多次武装起义，起义受挫或失败后保留的一部分武装力量成为各地红军的最初来源。

1927年4月，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共政变。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十年内战开始。

1924年至1927年，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国主义军阀的革命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第一次大革命。这次革命运动席卷全国，规模之宏大，发动群众之广泛，影响之深远，是中国近代革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1927年12月11日凌晨3时许，广州起义爆发，这是我党领导的历史上又一次重大的武装起义。

参加起义的武装力量有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警卫团一部和广州工人赤卫队的7个联队、2个敢死队，共约6000余人。 凌晨3点30分，起义部队向预定要点猛攻。经过18小时激战，胜利占领了广州城区。当日上午，宣布成立了以苏兆征为主席(苏到任前由张太雷代理)的苏维埃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政纲和法令。

很不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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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

·1927年5月21日查尔斯-林白独自飞过大西洋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

1927年11月27日，中国最早新型音乐高等学府“国立音乐院”(今上海音乐学院)诞生。1927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根据其一贯倡导的“以美育代宗教”的教育宗旨，派肖友梅博士到上海筹建国立音乐院。肖友梅，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是民国元年国歌(卿云歌)的作曲者，肖友梅参照法国“国立巴黎音乐院”，办起了中国第一所音乐高校。由蔡元培兼任院长，12月蔡元培因大学院公务纷繁，委派教务主任肖友梅代理院长。

1929年7月奉南京政府之命，学校更名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此后便逐渐成为中国一所著名的音乐学府。

412政变 蒋介石

715政变 汪精卫

南昌起义

南京发生“三.二四”惨案

南昌起义.八七会议

412政变（蒋）

715政变（汪）

八一南昌起义

鲁迅为什么要骂蔡元培?

鲁迅与蔡元培的微妙关系

鲁迅与蔡元培的关系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话题，我看到的材料，对此研究不多，不知道是不是为尊者讳的原因。

以鲁迅的性格，很不易与人相处，所以他的真心朋友并不多。在鲁迅一生的朋友当中，许寿裳算是一个知己。靠着许寿裳的推荐，鲁迅接触到了同乡蔡元培。蔡元培以他在知识界、教育界和政界的地位和关系，扶持了他所赏识的这位同乡。鲁迅在教育部、在北大的饭碗，都是蔡元培给的。鲁迅在教育部，“沉沦下僚”，当了14年科长，后来因为女师大事件与被教育部长章士钊大闹一场，被“炒了鱿鱼”，在北京待不下去了，跑到南方教书，在厦门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还是处不好人事关系，跟林语堂、顾颉刚闹得不欢而散、一塌糊涂，不得己带着许广平到上海，想靠卖文为生。但上海也是“居大不易”的，写稿的收入毕竟是不固定的，而且杯水车薪，难以养家糊口。所以，这时的鲁迅，其实是处于失业状态。生存是第一需要，现在生计成了问题，况且新婚，用钱的地方多，所以即便是鲁迅，也不免焦虑。他当时给江绍原的一封信中说：“然则不得已，只好弄弄文学书，待收得版税时，本也缓不济急，不过除此以外，另外也没有好办法。现在是专要人性命的时候，倘想平平稳稳地吃一口饭，真是困难极了。我想用用功，而终于不能，忙得很，而这忙是于自己没有益处的。”然而在这个时候，又是蔡元培，向他伸出了救援之手。

蔡元培对鲁迅的赏识和帮助是“没世不渝”的，郭沫若曾说过：“影响到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培吧？这位有名的自由主义者，对于中国的文化教育界贡献相当大，而他对于鲁迅始终是刮目相看的。鲁迅的进教育部乃至进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于蔡元培的援引。一直到鲁迅的病殁，蔡元培是尽了没世不渝的友谊。”当年蔡先生任教育部长，鲁迅蜗居绍兴老家，任师范学堂的校长，这是1912年，辛亥革命刚过，绍兴的情境正如后来鲁迅在小说中所写的那样，失望之中的鲁迅正寻求机会走出绍兴，恰在此时，许寿裳向蔡元培推荐，而蔡元培对许寿裳说：“我久慕其名，正拟驰函延请，现在就托先生代函敦劝，早日来京。”当时的这个“京”还是南京，鲁迅与许寿裳一起跟随蔡元培，当然工作努力。不过后来蔡元培北上与袁世凯谈判，部务由次长景耀月主持，鲁迅与景次长的关系没有处好，差一点没有被除名。多亏蔡元培看到裁员名单后及时制止，带鲁迅北上来到北京，任命他为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这个科长，我想相当于今天的处级。再后来，蔡元培当北大校长，与他在教育部一样，对浙系人才大力扶持和倚重，先是聘周作人为文科教授，又向鲁迅下了聘书：“敬聘周树人先生为本校讲师”。鲁迅于是又多一条挣钱的门路。并且，靠着蔡元培，又把老三周建人的工作安排到了商务印书馆，弟兄三人把老母亲接来，在北京安下了家。

不过，这回到了1927年，十几年过后，已是时过境迁，鲁迅与蔡元培这位前辈同乡，在思想上已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据《时为公务员的鲁迅》（吴海勇著，广西师大版）一书中所说，1926年，蔡元培当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后，倡导“潜心研究与冷眼观察”，与自由主义者胡适主张趋同，鲁迅在《无花的蔷薇》中点名批评这位“孑公”，并在给江绍原的信中说：“其实，我和此公，气味不相投者也。民元之后，他所赏识者，袁希涛、蒋维乔辈，则十六年之顷，其所赏识者，也就可以类推了。”这样的微词和怨言，恐怕是与事实不符的。

然而就是这位“气味不相投者”，又向鲁迅投来“赏识”的眼光，并继续伸出援助之手。1927年10月，蔡元培任国民党新政府的大学院（相当于教育部）院长，浙人瞩望，惟求一杯羹。正愁饭碗的鲁迅也不免心中酸酸的：“饭乃是蒋维乔袁希涛口中物也。”还是老朋友许寿裳从中牵线帮忙，蔡元培准备为鲁迅安排一个“大学院特约撰述员”的职位，这可是名符其实的美差，不用上班，研究可做可不做，纯粹照顾性质，月薪300元，实在诱人！在与许广平谈恋爱时，鲁迅就设计过自己的理想职业：“一者免得教书，二者免得陪客，三者免得做官，四者免得讲应酬话，五者免得演说，从此可以专心写报章文章，岂不舒服！”现在如果能得到这个“特约撰述员”的聘书，则拿着官奉写自己的文章，岂不更舒服！

不过这事一波三折，不是太顺当。且看这时的鲁迅，其表现很有意思。

听说此事后，鲁迅先是致信江绍原：“季弗（许寿裳字季弗）有信来，先以奉闻。我想此事与兄相宜，因为与人斗争之事较少，但不知薪水可真拿得到否耳。”“特约撰述员”这事“与兄相宜”，其实意思是说与“我”也相宜，而且这事就像天上掉馅饼，好得让人不敢相信：“不知薪水可真拿得到否”。自己写文章批评过蔡元培，蔡元培还会把这美差给自己吗？鲁迅有点惴惴不安。

又十天之后，确实的消息还没有盼来，鲁迅焦急难耐，几乎有点失望，致信江绍原说：“季弗所谈事迄今无后文，但即有后文，我亦不想去吃，我对于该方面的感觉，只觉得气闷之至不可耐。”这段话恐怕是言不由衷，故作清高之态，“不想去吃”是假的，嫌聘书来得慢是真的。

又七天之后，致信章廷谦云：“季弗本云南京将聘绍原，而迄今无续来消息，岂蔡公此说所以敷衍季弗者欤，但其实即来聘，亦无聊。”现在开始对蔡元培的人格表示怀疑了，而且一肚子怨气，指斥蔡公“无聊”。

此事又拖了一个月，焦躁不安的鲁迅实在按捺不住心中的怨气，在致章廷谦的又一封信中，尽情地发泄了对蔡元培的不满：“太史之类，不过傀儡，其实是不在话下的，他们的话听了与否，不成问题，我以为该太史在中国无可为。”蔡元培在清末曾做过翰林，所以称“太史”，这里对于蔡元培已经骂出口来了。

到了12月，再也等不下去的鲁迅开始直接写蔡公写信了，不过不能直说，得委婉一点。于是他借为昔日的学生荆有麟写推荐信的机会，向蔡公巧妙地表达了自己葵藿向阳之意。本来鲁迅对这个学生并不太明白底细，推荐信可写可不写，他写这封信与其说是推荐荆有麟，不如说是试探着推荐自己。信中说他这位学生“忠于国事，服务已久”，其实是自喻；至于“辄不揣微末，特为介绍，进谒台端，倘蒙假以颜色，俾毕其词，更赐指挥，实为万幸”，哈哈，如此谦虚，哪得见前面给朋友的信中的清高和怨气！为了饭碗，他不敢骂蔡太史是言而无信的“傀儡”和小人了。

终于，12月8日，聘书来哉！鲁迅心安理得地端起这个“无聊”的饭碗，一吃四年多。直到鲁迅出席“左联”，“党国”忍无可忍，以其在此岗位上“绝无成绩”被大学院裁撤。有人统计，大学院的薪水“定期支付四十九个月之久，未曾拖欠，共计一万四千七百元大洋，折合黄金四百九十两。”

“特约撰述员”被裁撤时，蔡元培曾设法阻拦，但没有成功。

还有值得一记的是，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于上海寓所。蔡元培参加鲁迅治丧委员会，于次日前往万国殡仪馆吊唁，送挽联：“著作最谨严，岂唯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在鲁迅葬礼上，蔡元培亲为执绋，并为之致词，说：“我们要使鲁迅先生的精神永远不死，必须担负起继续发扬他精神的责任来。”“我们要踏着前驱的血迹，建造历史的塔尖。”1937年3月，《鲁迅全集》编定，蔡元培写信给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请其亲自审查，放关出版印刷。后许广平希望蔡元培为《鲁迅全集》作序。蔡元培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浏览了鲁迅的主要作品，慎重地为《鲁迅全集》写出了序文，并欣然为《鲁迅全集》纪念本题字。《鲁迅全集》20卷本出版后，蔡元培鲁迅纪念委员会为答谢蔡元培，赠送一套纪念本。其实，蔡元培早已按价付了一百元钱的订金，当许广平知道此事后，立即让人将一百元钱退还蔡元培。蔡元培坚持将钱交与纪念委员会，并复函一封说：“鄙人对于鲁迅先生身后，终不愿毫无物质之补助，请以此款改作赙敬，仍托王君转致许景宋女士”。许广平收信后，只得遵从蔡元培的吩咐，收下一百元钱，以作“将来举行纪念事业时”用。

向蔡元培告状的十教授联名有谁

1 十教授联名向蔡元培告状

2 这十位教授分别是：朱自清、钱穆、严复、章太炎、胡适、梁漱溟、杨绛、李约瑟、茅盾、冯友兰。

这些教授针对西南联大遭受破坏和政治干涉，认为蔡元培作为教育家应该负起责任，于是联名向他告状。

3 这起事件发生在1936年，当时正值国共内战期间，教育界也充满了政治斗争的氛围。

这十位教授的联名行动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

1 十位教授联名向蔡元培告状

2 他们对于某些政策和决定不满意，认为这些政策和决定不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并且对教授的权益也有不利影响，因此联名向蔡元培告状。

3 十位教授的姓名是：杨绳宝、陈宁波、白敬宜、卢华德、杨秉烈、詹庆林、杨秉钧、沈钧儒、陈垣、黄隆生。

向蔡元培告状的十名教授联名信的成员具体包括：何香凝、吴宓、章太炎、胡适、钱穆、严复、龚自珍、翁同龢、梁启超和谭嗣同。他们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对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这封寄给蔡元培的联名信，在当时引起了轰动和广泛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