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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精神的内涵是什么 晋商精神包括哪些

晋商精神是什么?

晋商精神包括进取精神、敬业精神、群体精神,这种精神也贯穿到晋商的经营意识、组织管理和心智素养之中。

晋商精神核心内容:

穷则思变,艰苦创业。

逐利四海,开拓进取。

振兴民族,忠义爱国。

组帮结会,同舟共济。

信誉至上,诚实守义。

尊师重教,以人为本。

勤奋谨慎,俭约自律。

乐善好施,热心公益。

扩展资料

晋商文化特点:

1、重视家规与家风

在晋商大族中,有些家族兴盛时间较长,子弟有前途者多,而有些家族则衰败得快,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前者重视家规家风,后者家规弛、家风差、败家子弟也多。并没有躺在祖宗基业上成为纨绔子弟,而是靠着自身的奋勉,各自开辟自己的事业与前途。

2、学而优则商

晋商家族有重学的一面,但他们具有以学保商,“学而优则商”的特点。晋商家族虽然重商,但也不是不重学,他们是商学结合,学中有商,商中有学,因而商人中不乏有学问之士。就连举人出身、任教20余年。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晋商文化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晋商精神

对晋商艰苦奋斗创业精神的理解

“从来可大而不可久者,非良法也,能暂而不能常者,非美意也。"这也是晋商“先做人,后经商”高度完善的人格化秘诀,也是晋商文化一面历史的镜子。

此外就是会馆制度,山西会馆是明清商人会馆的典型代表,他内在的商业议会、资本运作体制等等对今天的商会、商人会馆等等的运作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想深入了解的话,建议去山西会馆网看看,里面研究的很深入,透彻。希望能对您有用。

晋商文化的精髓是什么

晋商文化的精髓是诚信进取,晋商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把商业信誉看得高于一切,坚持“诚信至上、以义制利”的经商原则。精髓,一指精气真髓,比喻事物的精华;二比喻事物的精要部分。

晋商认为经商虽以营利为目的,但需以道德信义为根基,提倡生财有道、见利思义,反对唯利是图、不择手段。可见,晋商是将诚信作为商家的最高信仰和经商的指导思想的,成就了晋商文化的精髓。

晋商文化的晋商精神

明清山西商人称雄国内商界五个多世纪,“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是他们的自我写照。他们的成功,令人注目。他们是如何取得成功的,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知道,每一种社会实践活动都有一种特殊的精神作为其灵魂,这种内在的灵魂是实践活动中最活跃的能动力量,而从事这一活动的人就是这一特殊精神的创造者和实践者。明清山西商人的成功,就在于他们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自觉和不自觉地发扬了一种特殊精神,它包括进取精神、敬业精神、群体精神,我们可以把它归之为“晋商精神”。这种精神也贯穿到晋商的经营意识、组织管理和心智素养之中,可谓晋商之魂。 晋商的敬业精神,也是常为人所称道的。敬,原是儒家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孔子就主张人在一生中始终要勤奋、刻苦,为事业尽心尽力。他说过“执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等语。北宋程颐更进一步说:“所谓敬者,主之一谓敬;所谓一者,无适(心不外向)之谓一。”可见,敬是指一种思想专一、不涣散的精神状态。敬业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

在封建社会中,传统的观念是重儒轻商,故四民中以士为一等,商为末等。但明清山西商人却不这样看,他们认为商和士农工是同等重要的事业,都是本业,同样要敬。晋人摒弃旧俗,褒商扬贾,以经商为荣。榆次富商常氏,有清一代不绝于科举,但绝不轻视商业,而且是把家族中最优秀的子弟投入商海。常氏家族弃儒经商、弃官经商的子弟很多。如十三世常维丰,幼年从师就读,词章粹美,识者器重。长大后放弃科举,赴张家口经商。维丰极具才能,办事干练,尤精用人、通变之道,凡事一经裁酌,立即决断,为同仁所不及。十四世常旭春,是清末举人,曾任晚清法部员外,书法艺术名冠三晋,诗词也做得很好,时人称他是“书宗李北海,诗步王渔洋”。但他最热衷的还是经营商业。常氏一改“学而优则仕”为“学而优则商”,能数代集中优秀人才锐意经营商业,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文化的商人群体。由于他们把儒家教育的诚信、仁义、忠恕精神引入商界,从而有了常氏商业之繁盛。可见,把商业作为一项终身的崇高的事业来对待,正是山西商人经商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敬业:是事业成功的源泉,而勤奋、刻苦、谨慎的作风,又是敬业思想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勤奋:这是大多数山西商人具有的良好品德。如山西定襄邢九如“少贫乏,年十四失情,……越二载,其大父即辞世,家道益困,公以母老弟幼苦无资,不得已弃学就商,甫弱冠远服贾于京东之赤峰县,……勤劳四十余载,而家道卒致丰。”榆次人李智春,“生贫家,幼父母卒,兄佣工,仲兄且殇,于是学商于直隶顺德府布店,数十年勤劳无间,为执事者所重,积有余资,乃旋里娶妇王氏,……三子皆成立,长商于赤城,次二、三子耕作,后家渐起。”永济人赵俊,“为富家贾于江南,勤俭著闻”。 刻苦:不怕苦,不怕累,也是大多数山西商人的良好品德。清人纳兰常安说:“塞上商贾,多宣化、大同、朔平三府人,甘劳瘁,耐风寒。”太谷县商人是山西票号三大帮之一,他们经商“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乾隆《祁县志》卷9载,祁县阎成兰“行商朔平、归化,辛苦备尝”。

谨慎:山西商人经商以谨慎闻名。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敢经营大的业务,恰恰相反,他们对大业务抓得很紧。但他们不轻易冒风险,不打无准备之仗,而是要在充分调查了解情况的基础上,才拍板成交,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以放款来说,这是山西票号的一项重要业务,但又有风险,他们对放款对象一定要在详细调查对方资产、用款目的、还款能力、财东情况等的基础上,才决定放款与否。有的票号对用款户透支数额还作了明确规定:上上等户不得超过3万两,上等户不得超过5千至1万两,中等户不得超过3千两,下等户则不与之交往。这一规定,就是出于谨慎行事之目的。 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发挥群体力量。他们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

山西商人这种商帮群体精神,首先来源于家族间的孝梯和睦。如明代曲沃人李明性,青年时常感慨:“夫为弟子壮不能勤力,将坐而食父兄乎?”于是“挟资贾秦陇间”,由于他在商场上“精敏有心计”而致富,又“内行周慎,孝睦于父兄。仲兄卒,无子,以己次子后之。治家甚严,族子甲出钱收息过当,召而责之,手裂其券,自是举宗凛凛。”明代襄陵人乔承统,“其父中盐卒于扬州,遂弃儒而贾。内监杨某督鹾两淮,承统弟承经以事得罪杨某而逃亡,杨捕之急,承统挺身出就狱,所受之刑,五毒备至,终不言弟所在,且为行贿千金,得释。弟归家,破析己财之半予之”。介休冀氏马太夫人主持家政时,“族戚邻里之待以举火者,无虑数十百家,皆太夫人赞助成之”,“又待伙极厚,故人皆乐为尽力”。祁县乔映霞主持家政时,把其兄弟集中在一起,让练有武艺的九弟先把一双筷子折断,接着又让其一次折九双筷子,结果折不断,映霞喻义让众兄弟团结互助。山西商人在发扬群体精神中,还注意量才使用,各尽所能,明代山西大同人薛伦,“其家世力田,兄耕弟贾,业盐于淮。”明代蒲州人王冕,“早卒而遗孤二人,家无应门之仆,王冕妻张氏奉姑抚孤,誓志不二。二子长大后,命长子服贾。曰:孤而无助,将门户是赖;授次子以儒业,曰良人有志而未成,其负荷在是也。后长于克拓前产,次子以明经为诸生,卒立厥家。”

其次,群体精神是经商活动中业务扩大与商业竞争的需要。随着山西商人活动区域和业务范围的扩大,商业竞争也愈来愈激烈,于是山西商人从家族到乡人间,逐渐形成“同舟共济”的群体。如明代蒲州人王氏,“其闾里子弟,受钱本持缗券,以化居于郡国者,肩相摩趾相接也”。由此可知,从王氏那里得到资金的子弟很多。明代隆庆、万历年间,蒲州张四维家族、王崇古家族、马自强家族,均是大商人家庭,三家联姻为亲戚,张四维曾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土参赞机务,王崇古官居宣大总督、兵部尚书,马自强曾任礼部尚书。三家的联姻,增强了其商业竞争实力。王崇古在河东业盐,张四维的父亲是长芦大盐商,累资数十百万,张、王二氏联手,结成了盐商团伙,控制了河东、长芦两处盐利,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在亲缘集团的基础上,晋商又逐渐发展为地缘组织。清朝乾隆末年,在典当业中已出现了所谓“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的说法。“晋商”这一名称的出现,说明清代山西商人已逐步形成一个地域性的商帮。清后期,山西票号在国内80多个城市设立了分号,从而形成了一个汇通天下的汇兑网络,也是以乡人为主体形成的山西商人群体。

山西商人的商帮群体精神在商业经营中的表现有三种形式:

其一是从朋合营利到合伙经营。这是最初的群体合作形式。朋合营利就是一方出资,一方出力,有无相资,劳逸共济。而合伙经营是一个人出本,众伙而共商,也就是财东与伙计合作经营,它与朋合经营不同之处是,一个财东可有许多伙计,故“估人产者,但数其大小伙计若干,则数十百万产可屈指矣”。显然,伙计制比朋会制规模大,伙计制是在朋合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一制度就其规模组织而言,在中国商业史上实无前例。不过,无论朋合或伙计制,尚是比较松散的商人群体。

其二是按地区形成商帮。这一种形式是在朋合营利和伙计制基础上,以地域乡人为纽带组成的群体。山西商人在各地设立的会馆,就是这一地方商帮形成的重要标志。这种地域帮以山西商人来说,统为晋帮。但在山西内部又按省内各地区形成不同的商帮,如泽潞帮、临襄帮、太原帮、汾州帮等。清季票号兴起,又形成平遥、祁县、太谷三大票商帮。

其三是以联号制和股分制形成业缘群体组织。联号制是由一个大商号统管一些小商号,类似西方的子母公司,从而在商业经营活动中发挥了企业的群体作用。股份制是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创立的很有特色的一种劳资组织形式。

股份制的实行,劳资双方均可获利,极大地调动了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在商业企业经营中充分发挥了群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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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穿经营理念的晋商文化精神是什么

号称“纵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界五百年”的晋商,在我国的商业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晋商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山西商人所具有的独特精神气质,在支撑并推动晋商数百年来的商业领袖地位中起到很大作用。那么就来了解, 晋商文化 精神是什么。

笃实不欺,信义为本的诚信精神

诚信是商业的首要秩序,也是晋商精神中最宝贵的财富。晋商认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信义为本,禄利为末”,“重信义,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喜辛苦,戒奢华”,经商虽然是以盈利为目的,如果坚守道德信义的根本,定能成功。

不畏艰辛,敢冒风险的开拓精神

从晋商的发家史看,大部分起于寒微。为凑足经商本钱,有的不惜举家筹资,有的甚至靠变卖妻子的首饰筹措。由于本小资薄,他们迫不得已从肩挑负贩艰难起步。为取微利,他们别妻舍子、餐风饮露、冒险跋涉。在务实理念的支配下,在崇商观念的支撑下,晋商不畏艰辛,走蒙疆,下南洋,渡东瀛,充分体现了他们不畏艰辛、坚忍不拔的精神风貌。

和衷共济,团队合作的群体精神

山西是华夏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也是先秦时期儒家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晋商对血缘关系更为认同和重视。他们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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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正是凭借着群体的力量,避免了因势单力薄带来的困境,减小了在陌生环境下的经营风险,同时进行同行间的经济管理和协调,避免内部争斗,一致对外,从而创造了一个个的商业奇迹。

审时度势,灵活多变的务实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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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晋商成就斐然,与其经营谋略应用得当有关。他们正确吸收古人经商经验,在经营活动中善于审时度势,灵活机动。如大盛魁的旅蒙商经历200余年长久不衰,其中有一条经验就是组织货源有针对性,营销方式灵活。

如蒙古牧民以肉食为主,喜饮砖茶,大盛魁便自设茶庄进行砖茶的加工,满足牧民需要。蒙古牧民喜欢穿结实耐用的斜纹布,大盛魁便大量组织货源,满足供应,并将布料按照蒙古牧民的习惯,裁成不同尺寸的蒙古袍料,由蒙古牧民任意选购等。

爱国爱民,兼济天下的奉献精神

在晋商兴盛的500年中,晋商继承了民族自强的优良传统和爱国主义精神,最突出的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英帝国主义的福公司与山西政府签订了山西开矿制铁以及转运各色矿产资源章程20条,对山西的矿产资源进行掠夺,面对这种丧权辱国的情况,山西人民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争矿运动。

以祁县三晋源票号财东渠本翘为首,联合祁县、太谷、平遥各票号从英国人手中争矿、赎矿。持续十多年的斗争,晋商终于冲破层层压力取得了胜利,这场斗争称得上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反帝爱国的壮举,被史学家称之为是“汇入近代史主流的旷世之功”。

总而言之,诚实守信是晋商精神的灵魂,开拓进取是晋商精神的力量源泉,和衷共济是晋商的环境支持,务实经营是晋商精神的内在品质,经世济民是晋商精神的永恒追求,这五种精神的相互促进成就了晋商五百年的商业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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