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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莺莺的叱户 要出来了 刺客有力的撞击着贵妃

在我国古典戏剧文学中,有许多富有魅力的女子形象,崔莺莺和杜丽娘是其中比较光彩夺目的两个。二者形象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同中有异。比较其形象不同,对于我们把握这两个人物形象和对该两部作品的认识和解读有很大帮助。进而有助于我们了解两位女子形象所产生的文化背景和时代意义。

崔莺莺的叱户 要出来了 刺客有力的撞击着贵妃崔莺莺的叱户 要出来了 刺客有力的撞击着贵妃


一崔莺莺与杜丽娘形象的几个侧面

(一)情爱意识觉醒

莺莺爱情意识的觉醒是由佛殿初遇张生开始的。在这之前的莺莺只是一个有着“淡淡闲愁”“隐隐哀怨”的怀春伤春少女形象。如上场时唱词:“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虽存“不甘幽闭的一腔热情怨气”,可面对母亲“汝为女子,不告而出闺门,倘遇游客小僧私视,岂不自耻!”的责斥,只有“立而谢言曰:‘今当改过自新,毋敢再犯。’”。她的“往常但见个外人,氲的早嗔;但见个客人,厌的倒褪”的乖性儿,正是这种教养的结果。但“自见了张生,神魂荡漾,情思不快”。这时的莺莺在内心已起了某种变化,或者说是初恋少女所特有的那种既惊又喜既盼又怯的矛盾心理。“从见了那人,兜的便亲。”而“临去秋波那一转”则是她与张生一见钟情时的心电感应。这又成为其性格发展的一个开端。

丽娘情爱意识的觉醒始于“游园”,由春情惹动情丝:“似这般花花草草惹人怜,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进而引起一场春梦,在梦中虚幻了一个理想情人柳梦梅形象。“年可弱冠,丰资俊妍”,“千般爱惜,万种温存”。这也成了其性格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的丽娘是一标准的封建淑女形象:文静柔顺知书达礼。用丫头春香的话:“看她名为国色,实守家声。嫩脸娇羞,老成尊重。”“游园”之后,“忽慕春情”,嗟叹欷嘘。“惊梦”之后,更是心摇神荡。“行坐不宁,自觉如有所失”。此后的丽娘在争取个性解放和爱情自由及婚姻幸福的道路上表现得更加率真而大胆。

可以说莺莺的意识觉醒的进程,其特点是“由人生情”,决定了其恋爱对象的特定性。张生是莺莺眼里的情人:“外像儿风流,青春年少;内性儿聪明,冠世才学。”而丽娘则没有这样的幸运,在她的现实生活当中,从未有过年青的男子,更不可能有这样的“好事”发生。而自然之情是不可避免和不可遏制的,她只能在自己的潜意识中向往爱情,故而由“情”生梦,梦中有“情”。由此也决定了其对象的不确定性。柳梦梅只是丽娘梦中的情人:“年少多情”,“可意书生”。张生即张生,“跑不掉”,变不了,可捉摸。而柳梦梅则不一定是柳梦梅,甚至于可柳可梅。即便这样,仍是不可求,而梦境又是不可复制不可捉摸的。可见丽娘所受的束缚和压迫之深,其生存环境较之莺莺更为残酷。

(二)热烈向往爱情

莺莺的内心是热情而灵动的,但由于其出身及教养的影响,她丰富的内心世界都被外表的矜持和娴静所掩盖。惯于虚假掩饰的莺莺,在张生出现之后,便常于不经意间,在“假”的背后透出那么点“真”来。而其“多抱怨”,正是其丰富感情的自然流露。对爱情的热烈向往和与张生走近的愿望一次次落空,使她产生难以抑制的不满和怨恨。这种不满发泄的对象首当其冲的是在她身边走动最多的红娘:“但出闺门,影儿般不离身。”其次是对老夫人:“俺娘也好没意思,这些时直恁般提防着人。”“小梅香服侍的勤,老夫人拘系的紧。”当老夫人“着莺莺做妹妹拜哥哥”时,她更是对“这即即世世的老婆婆”怨恨至极,一离席便道:“俺娘好口不应心也呵!”“毒害得恁么!俺娘呵,将颤巍巍双头花蕊搓,香馥馥同心缕带割,长搀搀连理琼枝挫。”怨恨达到了控诉的地步。连她“兜的便亲”的张生也怨恨到了:“秀才每从来懦。”骂道“闷杀没头鹅”。外表平静的莺莺,内心却扬着巨大波澜。用红娘的话:“对人前巧语花言,没人处便想张生,背地里愁眉泪眼。”可见莺莺内心承受着的巨大痛苦。

如果说莺莺的苦痛为人所知,怨恨有处发泄的话,丽娘内心的痛苦则是非但“此恨有谁知!”,更加有些“不知该恨谁了!”不论对父母对丫头,还是对她内心并不敬重的老师,她都无从去恨。她的痛苦不幸非个人因素使然,而是来自于她所处的环境——她无法跨越的樊篱:有形和无形的束缚。她的爱美的天性和对自然对生命的热爱同扼杀她天性的生存环境严重冲突。她的“潜愁幽恨”是无可排遣的:“没乱里春情难遣,蓦地里怀人幽怨。”“俺的睡情谁见?”“迁延,这衷怀哪处言!淹煎,泼残生除问天!”“在幽闺自怜。”“白昼闲眠”作为丽娘不满于现实的消极对抗,尚出于自发。“寻梦”之后,丽娘对现实的冷酷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反抗更为自觉。虽仍不免于消极的忧郁终至病体不支,但却表现得异常沉着从容。

(三)“孤注一掷”抉择的莺莺与“毫无指望”等待的丽娘

与张生的私下幽会,在莺莺是一件极富勇气而冒险的事,是她在深思熟虑(其中许多猜疑假意儿和变卦)之后作出的重大决定。这一步一旦踏出,便是覆水难收,是对是错,都容不得回头了。莺莺内心是坚决的,托红娘捎话给张生:“好共歹不着你落空”,可在行动上,又迟疑不决。一是她需要超越自己,在内心“情”与“礼”的抗争中,挣脱“礼”的束缚。二是她所受的教养和所处的地位,使她矜持而又爱惜自己,深知自己“千金之躯,一旦轻掷”的后果。其中包括对张生是否靠得住所持的怀疑态度。三是她对红娘抱有戒心。红娘“行监坐守”的身份和丫头地位,都使她心存顾虑。可少了红娘这个“擎天柱”她又束手无策。“谁肯把针儿将线引,向东邻透个殷勤”。“怎得个人来信息通”,除了红娘,还能有谁呢?她最终认定了红娘这个“撮合山”,甚至于肯放下小姐架子,来个“侍长拜奴婢”。将此决定付诸实践,又是她向着“锦片般前程”迈出的第一步,虽然是出于对“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失望而不得已的先“做下来”,而实际上是将老夫人设置给他们的难题“加工”后又抛给老夫人。事已至此,是“出乖弄丑”,辱没相国家谱;还是“撋之以去其污”,使其合法化,就看老夫人“英明”与否了。

如果说莺莺在争取个人爱情和婚姻幸福上有较大的机会和主动权的话,那么在丽娘那里,这种爱情的美满和婚姻的幸福,则成了“无可指望”的等待。当然,美满的婚姻并非一定等不到,重要的是,丽娘对爱情婚姻幸福生活的向往是已经历了从压制到反弹而后达到加强的程度。“对于人类绝对自然的事情加以压制,其结果往往是加强,甚至是病态的加强。”(刘达临《中国文化性文化》)丽娘本来到了对异性比较敏感的年龄,可在她生活里没有一个可以让她产生好感的异性(她生活的空间其实极其有限)——更不用说心生爱恋了。由剧情不难看出,丽娘青春被耽搁,其首要因素,来自于杜父的私心和顽固。作为独生女的丽娘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她的柔顺文静端庄娴雅,知书达礼才貌端妍,给了“以无男嗣为憾”的父母最大的安慰,因而在她身上又加重了一层对家族未来的期望。丽娘自身又是一个在父母跟前极能承欢膝下侍亲至孝的乖女儿。《训女》一出中首次出场,“(旦跪介):‘今日春光明媚,爹娘宽坐后堂,女孩儿敢进三爵之觞,稍效千春之祝。”喜得杜父笑逐颜开:“生受你。”和莺莺与老夫人对立的关系不同,丽娘能与父母的关系保持得极为融洽(哪怕只是表面的融洽)。看她边进酒边道:“爹娘万福,女孩儿无限欢娱。坐黄堂百岁春光,进美酒一家天禄。祝萱花椿树,虽则是子生迟暮,守得见这蟠桃熟。”多么善于体贴!多么叫人受用的宽心话!丫头春香的话不假“看她名为国色,实重家声。嫩脸娇羞,老成尊重。”这样一个“四角俱全”的好女,身为父母,又怎会让她轻易嫁人呢?所谓“古者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只是他要留女儿多陪伴身边几年的私心的冠冕堂皇的藉口而已。因而他坚持说“女儿点点年纪,知道个什么呢?”“一个娃儿甚七情?”。从他为丽娘延师的动机不难看出,“谢女班姬女校书”是他对丽娘的最高期望,“刺绣余闲,有架上图书,可以寓目。”是他为丽娘安排的“合理”生活,以便“他日到人家,知书知礼,父母光辉。”这样三年五载耽搁下来,杜丽娘“早成佳配”的愿望终是落空。在“毫无指望”等待中的牢笼般的生活和“生生死死随人愿”二者之中,杜丽娘显然是向往着后者的。“待打并香魂一片,阴雨梅天,守的个梅根相见。”“难道我再到这亭园,则争的个长眠和短眠!”“短眠”难再,丽娘最终只能选择“长眠”。

(四)“逾矩”后的莺莺与“回生”后的杜丽娘

冲破礼教精神束缚的莺莺在跨越“雷池”之后,一反往日的矜持和娇羞,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大胆和不顾一切。陶醉于爱情滋润中的莺莺,不仅“出落得精神,别样的风流”,且表现出向日未有的“语言恍惚,神思加倍”,如此为爱情冲昏头脑,忘乎所以的表现,自然都落在“心数多,情性诌”的老夫人的眼里。爱情尚未合法化的莺莺,不但不争个“天长日久”,反而有些“奴为出来难,叫郎恣意怜”的意味。这使常“提心在口”的红娘也有怨言:“则合带月披星,谁着你停眠整宿”。莺莺毕竟太疏忽了,竟不知危险正逼近:“拷红”一节势在必然。莺莺于事发后第一个反应竟是求助于红娘:“好姐姐,遮盖咱!”但这里的莺莺毕竟不同于以往作品中的莺莺,在她念出“月圆便有阴云蔽,花发须教急雨催!”时,虽心中无计可施,但已是镇定下来了。“阴云”虽是对“月圆”的破坏,可“急雨”对于“花发”却未必全是坏事:急雨虽可摧残“初发之花”,可因了“急雨之催”,再发之花会更有生命力。东厢事发,反倒是卸下了她心中的一个包袱。对崔张的爱情,是向前推进了一步。既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辩证,又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喜悦。

如果说“逾矩”后的莺莺表现得大胆而少有顾虑的话,“回生”后的丽娘则表现得近乎矫情而顾虑重重。与柳梦梅结为夫妇本是情理中事。为他而死,又因他而生,本已是“恨相见得迟”了,当所有魂牵梦绕的一切一下子都到了跟前,一切都如愿以偿时,丽娘又变的矜持娇羞起来:“古书云‘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话连柳梦梅听了都不免好笑:“目前虽不是钻穴相窥,早则是钻坟而入了。小姐今日又会起书来。”丽娘自有“道理”:“前夕鬼也,今日人也。鬼可虚情,人须实礼。”原来“做鬼”只是成就姻缘的手段?(也是作者的手段)。原来“死生为之”的“儿女私情”不抵“父母之命”?倒怪秀才“直恁急色”。不过以下的解释倒是令人为之动容:“不是俺鬼奴台妆妖作乖。半死来回,怕的雨云惊骇。有的是这人儿活在,但将息俺半载身材,但消停俺半刻情怀。”原来“劫后余生”的丽娘,犹自惊魂未定,害怕一切来的急,又失的快。丽娘的宛转深情,尽见于此。丽娘重做人重又受的约束,亦见于此。“曲成亲事”,只是以免“事露”而采纳道姑之言的权宜之计。

(五)莺莺的“离愁别恨”与丽娘的“离情别绪”

莺莺与丽娘都在初尝了爱情的甜蜜之后又承受了与心上人别离的痛苦。但痛苦的程度和内容有很大差别:在莺莺是别恨离愁;而在丽娘这种离情别绪则要淡得多。首先:别离的因由不同:莺莺与张生是被迫别离,是为了张生考取功名而不得已送他上路。最不情愿的是莺莺。丽娘与梦梅的别离则是因丽娘挂念父母安危而送柳郎上路。较不情愿的是柳梦梅。其次:行程的目的地不同:张生是去往天子脚下,脚根无线;柳郎是去向父母身边,自有约束。第三:离别时间长短不同:前者长离,后者小别。第四:对别离后的担心不同:莺莺的顾虑较丽娘要多出许多:怕“一春鱼雁无消息”;怕“金榜无名誓不归”;怕张生“停妻再娶妻”;怕他“见了那异香花草,再似此处栖迟”。而丽娘只是挂念梦梅的“途路孤栖”。莺莺的愁恨要格外地深:一见安排着车儿马儿,“不由人熬熬煎煎的气;”恨别离:“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蔑功名怨母亲:“‘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拆鸳鸯在两下里。一个这壁,一个那壁,一递一声长吁气。”全不想“新状元花生满路,好夫妻似水如鱼。”丽娘期盼的心情分外的切:“秀才郎探的个门楣著。报重生这欢声不小。”哪曾料“转眼乞丐路人皆谤”“杜平章吊打状元郎”。莺莺的一桩桩细交代情深意真:“到京师服水土,趁程途节饮食。顺时自保揣身体,荒村雨露宜眠早,野店风霜要起迟。鞍马秋风里,最难调护,最要扶持。”丽娘的交待简单:“柳郎,那里平安了便回,休只顾的月明桥上听吹箫。”莺莺是遥想着相思悲苦:“虽然久后成佳配,耐时间怎不悲啼?”加重离愁;丽娘则展望着相逢喜乐:“去时冷落些,回来报中状元呵”冲淡别情。

(六)大团圆结局时的莺莺与丽娘

莺莺在与张生重逢之前,已是饱尝相思之苦,又遭郑恒谎言毒计之伤,(郑恒谎称张生赘婿卫尚书家。)复受赘婿郑恒几成事实的惊吓(郑恒已是打扮得齐齐整整,准备着做女婿了。)因而即使张生衣锦还乡,“见将着夫人诰勅,县君名称”,又怎生“欢天喜地”。“春风得意”者,惟有张生。莺莺内心,已是渐趋于沉静。或许莺莺心中,“高中状元,志得意满”的新郎已有别于往日“文魔秀士,风欠酸丁”的张生。莺莺自张生回来几乎没怎么说话:“不见时准备着千言万语,得相逢都变做短叹长吁。他急攘攘却才来,我羞答答怎生觑?将腹中愁恰待伸诉,及至相逢一句也无,只道个‘先生万福’”。可见莺莺是难以短时内摆脱心中曾经受的失望和惊吓造成的阴影的,也难于短时内消除与张生的隔膜。一个“先生万福”将她与张生之间亲密无间的距离一下子拉开了。功名和爱情对于莺莺并非是完全统一的:张生不中状元,没有与她成亲的资格;张生考中状元,又怕他“停妻再娶”。而最终“夫荣妻贵”的结局,虽是取得对抗封建家长的胜利,可并不能让莺莺大喜过望,这同以前的莺莺是一致的。

相对于莺莺大结局时“趋于沉静”的表现,丽娘在大结局中则表现出了“大悲”之后的“大喜”。其喜有四:一喜鬼门重生;二喜佳配得成;三喜夫婿高中;四喜亲人相逢。此时的丽娘真个是心满意足欢天喜地。喜不自禁的丽娘表现出才思敏捷对答如流的激情。当杜宝恶语中伤道:“鬼乜邪,怕没门当户对,看上柳梦梅什么来!”时,杜丽娘笑道“是看上他戴乌纱象简朝衣挂,笑、笑、笑,笑的来眼媚花。”有些自鸣得意:“爹娘,人间白日里高结采楼,招不出个官婿。你女儿睡梦里鬼窟里选着个状元郎,还说门当户对!你个杜杜陵惯把女孩儿吓,那柳柳州他可也门户风华。”最后要柳郎“拜了丈人罢!”时,更是兴奋异常妙语连珠:(扯生介按生肩介)“呀、呀、呀,你好差。好、好、好,点着你玉带腰身把玉手叉。拜、拜、拜,拜荆条曾下马。(扯外介)扯、扯、扯,做泰山倒了架。(指生介)他、他、他,点黄钱聘了咱。俺、俺、俺,逗寒食吃了他茶。(指末介)你、你、你,待求官,报信则把口皮喳。(指生介)是、是、是,是他开棺见椁湔除罢。(指外介)爹、爹、爹,你可也骂够了咱这鬼乜邪。”我们不奇怪丽娘的一反往日愁苦和压抑,变得欢快而开朗,这其实才是原原本本的丽娘。有了“敕赐团圆”这样的最大的合法化和荣耀,既获得了与父亲对抗的巨大优势,又如愿以偿地光耀门楣。在当时及后来人们眼里都不失为最圆满结局。

二两者形象折射出的时代特征

《西厢记》产生的元代是一个“整个社会思想失去重心和平衡的混沌时代”。(彭茵《元代两性文化探析》)元代初期,由于刚刚脱离奴隶社会形态,蒙古族统治者尚未确立严密的礼法制度。对中原文化不理解和持排斥态度的元蒙贵族又未能主动接受在中原占据统治地位几千年的儒学思想体系。在对思想的钳制和禁锢方面失于严密。朱元璋在总结元亡教训时指出“耽于逸乐,循至灭亡,其失在于纵驰。”(朱元璋《典故纪闻》卷二)传统纲常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削弱。“昔全源氏之南迁也,河朔土崩,天理荡然,人纪为之大挠,谁复维持之者!”(刘因《翟节妇诗序》见《静修先生文集》卷二)元代文化政策的相对宽松,为大量反映现实的作品的产生提供了可能。《西厢记》这样为历代统治者所禁毁的作品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产生的,而且是“天下夺魁”。作品以严格的现实主义创作出崔莺莺这一生动的艺术形象,莺莺对张生的顾盼之情、“非礼”举止和在追求爱情上表现出的大胆和顾虑颇为真实可信。作品中热情歌颂了“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主题,以女主人公莺莺的选择来对抗传统的“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封建婚姻和门当户对的封建门阀制。

《牡丹亭》创作的明代,统治者一开始就在总结前朝灭亡教训的基础上,加强了文化思想上的统治,用程朱理学规范知识分子的思想。“使天下之人读其书,由其教,行其道”以“维人心,扶世教” 。明代文网森严,屡屡兴起文字狱,迫害那些心怀芥蒂的文人,使他们在创作中顾虑重重,免触时忌,惧怕因文字而罹祸。明中后期经济进一步发展繁荣,带来社会意识的巨大变革。汤显祖作为以“情”反“理”的信奉者、实践者和传播者,以《牡丹亭》扩大了“情”的影响。在《牡丹亭》题词中道:“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耶!”宣扬“真情至性”,反对理学对人们身心的束缚。作品以浓郁的浪漫主义创作出了杜丽娘这一艺术形象,通过“梦境”与“冥界”的巧妙处理,使丽娘越出“现实与世间对她的人身与精神约束,成全一个无限自由的空间与境界”,(孙绍先《浪漫艺术装点的“性梦”》从而大胆获取美满的爱情。这样既逃脱了森严的道德检查,又获得了主流道德原则的原谅。作者在篇首题词中又道:“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黄淑素《牡丹记评》中也道:“丽娘妙在死去三年,又得复生。后之人能死,不能生”。都指明了杜丽娘这一形象的现实意义。杜丽娘与束缚她的社会环境的矛盾,表现了“情”与“理”的尖锐对立。

元代统治者伦理纲常观念的相对淡薄,使得妇女所受的压迫和束缚相对减轻。《元史·烈女传》:“女生而处阖闼之中,溺情爱之私,耳不聆箴史之言,目不睹防范之具,由是动逾礼则,而往往自放于邪僻矣。”正是有感于女子放任越礼的“世风日下”之叹,也是社会现实状况的真实反映。作为游牧民族的元蒙民族征服中原农业民族,“是处于父权制初级阶段、妇女地位较高的民族对父权制非常发达、妇女地位较低的民族的征服,所以这种征服非但没有引起妇女地位的普遍降低,反而有些许回升。”(闵家胤主编《阳刚与阴柔的变奏》)“历来控制社会思想的儒学理学的两性观念在异族统治下失去了固有的威慑力量。”传统的“男尊女卑”的观念在元代杂剧中显示出某种程度的削弱。作为男性的张生不同于任何时代男性,不再对女性采取 “俯视”态度,甚而转为“仰视”的态度。莺莺在“情人”张生眼里无疑是完美无缺且独一无二的。佛殿初遇,张生便“魂灵儿飞在半天”,视莺莺“南海水月观音现”,在短时内将莺莺看了个仔细。到后来“佛殿联诗”,更是为莺莺的才情所折服,“早是那脸儿上扑堆着可憎,那堪那心儿里埋没着聪明。”而“把相思再整”。张生对莺莺的迷恋首先源于莺莺的美貌,但又不停留于美貌,还有性格和才情方面的魅力。这就又别于其他父系文化阶段内受制于男子性审美欲求的对女性的审美。莺莺眼中的张生,除了“学得来一天星斗焕文章”,还有“脸儿清秀身儿俊,性儿温克情儿顺”,即他们彼此吸引的除了对方的相貌和才情外,还有彼此性情相投。较之一般意义上的“郎才女貌”,(包括柳梦美梅与杜丽娘)有很大的进步性。这些都带有元代的鲜明特征。

宋明理学经由二程的“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到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发展到明代,已经到了愈演愈烈的地步。对女性之束缚也达到空前。表现为“维护风化”对妇女说教的书籍的增多。贞节牌坊之多,“视前史殆将倍之”。《牡丹亭》通过塑造杜丽娘这一形象,深刻的反映了青年妇女内心深处的痛苦以及对美好理想的向往,在女性世界中引起格外强烈的反响。据蒋瑞藻《小说考证》引述《花朝生笔记》云:“广陵才女冯小青,遇人不淑,二年而卒。生前曾作绝句云:“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可见杜丽娘这一形象对她内心的震撼。同样例子还有汤显祖《哭娄江女子二首有序》中云:“娄江女子俞二娘,秀慧能文词,未有所适。酷嗜《牡丹亭》传奇,蝇头细字,批注其侧。幽思苦韵,有痛于本词者。十七惋愤而终。”同是《小说考证》这部著作,又引《磵房蛾术堂闲笔》云:“杭州女伶商小玲,有所爱,而‘势不得通,遂郁郁成疾’。同丽娘类似的命运,使她每次演出《牡丹亭》传奇,便完全将自己融入角色,感同身受,‘缠绵凄婉,泪痕盈目’,一日演至《寻梦》,唱到伤心处,不觉扑地而气绝。”可见杜丽娘这一形象具有的深刻的现实意义。

表现在作品中的男女主人公对待功名的态度与表现在现实社会中的作者对待功名的态度是相一致的。《西厢记》中,莺莺对功名的态度是显而易见的:“蜗角虚名,蝇头微利”。就是张生,栖迟于莺莺身边也是他情愿的,不是老夫人逼迫,考取功名一事早被他忘在脑后了。崔张对于功名的态度受制于作者的态度,又与作者境遇密不可分。王实甫创作《西厢记》的时代正好是科举制废止时期,元代统治者重吏轻儒,“俗儒之无用,今可弃也”(元陆文圭撰《墙东类稿· 送冯伯亨序》)科举制在元代的的一度废止,使“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的文人理想破灭,“末俗由来不贵儒,小夫小妇恣揶揄”的社会地位,使大批知识分子沉郁下僚,沦于社会底层。不管王实甫是否有意于功名,现实社会都不会给他仕进的希望。《西厢记》中,王实甫也流露出对进身无门现状的感慨:“才高难入俗人机,时乖不遂男儿愿”。在其另一部作品《破窑记》中,这种感慨则要强烈得多,结语中道:“世间人休把儒相弃,守寒窗终有峥嵘日。不信道到老受贫穷,须有个龙虎风云会。”王国维在《宋元戏剧考》中道:“盖元曲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学问也;其作剧也,非有藏之名山,传之后人之意也。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彼但写胸中之感想,与时状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如果说《莺莺传》中的张生有作者元稹的影子的话,那么不排除在《西厢记》中的张生和崔莺莺身上,或多或少寄托了作者王实甫的思想和理想。张生那样的“艳遇”,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 “金榜题名”的“机遇”,在元代更不可能有。所谓“仕宦一举成名,爱情如愿以偿”的大团圆结局只是历来文人共同做着的一个美梦,而在元代文人那里,“只是一梦,总之是一戏”,而“‘团圆梦’做得有声有色”。(郑振铎《论元人所写商人、士子、妓女间的三角恋爱剧》)

在《牡丹亭》中,杜丽娘理想中的情人并未在现实中的眼前出现,但意中系念的却是“蟾宫之客”和“折桂之夫”,当然也要“年可弱冠,丰资俊妍”,但年轻英俊已在其次,并非与功名并举。在柳梦梅眼里(或说在梦里),杜丽娘首先是个美人,同时又与其“姻缘之分,发迹之期”相联系。“谩说书中能富贵,颜如玉和黄金哪里?”功名和爱情的分量孰轻孰重在两对青年男女心目中是不同的。有趣的是,两部作品中都有男主人公轻生的情节:张生之轻生是由于婚阻,而柳梦梅之轻生则是由于功名受阻。杜柳对于功名的热衷态度也源于作者汤显祖,且与其经历密切相关。明代统治者推行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一方面禁锢了文人思想,另一方面又使文人们看到了仕宦的希望,诱使他们向这个目标不懈努力。生活在当时的汤显祖也不免此外。少年时期的汤显祖就深受其父影响:“家君恒督我以儒检”,青年时期喜爱韵文而“时为举子业所夺,心散而不精”“从隆庆五年到万历八年,经历十年之久,五次应试而不第”连他自己也深感“为秀才业所消,复为屡上春官所消。”但还是于万历十一年中同进士出身。因而杜丽娘虽不免于“入了‘国蠹禄鬼’之流”的嫌疑,然“封妻荫子”却也符合当时(包括以后)大多数人的心理和愿望。

综上所述,崔莺莺与杜丽娘各自形象的不同,除了各自不同的性格,还有许多来自时代与文化背景投

射于她们身上的影子的不同。读其书,须知其人,论其世。通过对两位女子形象的分析比较,使我们对二者有了更为准确的把握和清晰的认识,对于两部名著及产生名著的时代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从而增强我们现代人对古典名著的浓厚兴趣。

(完)

毫无疑问他们在一起了呀! 崔莺莺的爹是一个当官的,她娘又特别的贪财总想着给崔莺莺找一个有钱的,却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对自由爱情的向往是多么的强烈,也不能说是错,因为毕竟每个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子女有一个好的归宿。当时崔莺莺和她娘一起到庙里烧香拜佛,那是张生和崔莺莺第一次见面,日子一天天过去,张生和崔莺莺的感情就这样在时间的推移下擦出了爱的火花,可她娘不同意啊,于是崔莺莺的丫鬟从中牵线,让他们俩幽会。有一次,来了一帮土匪,于是崔莺莺的娘心生一计,她说:“谁能赶走土匪,我就把女儿j嫁给他。”可她万万没想到张生的一个好朋友在军营当官,于是张生写信求他的好朋友人让他来帮忙解决此事,事情当然解决了 。崔母万般无奈答应了他们的婚事。可是他们并没有立即完婚,崔母说,:“我不能让我的女儿嫁给你个无名之辈,好歹我们也是有头有脸的门户,你必须高中状元才行。”张生与崔莺莺惜别,当然有万般的不舍,(中间还有崔母让崔莺莺的表哥来所张生已经移情别恋,让莺莺死心,可是莺莺一直坚守)最后张生的回归打破了崔母的计谋,他们俩也终于走在了一起。

《莺莺传》里张生抛弃了莺莺。 《西厢记》是在以《莺莺传》为故事蓝本的 ,最后张生与莺莺共偕连理。

崔莺莺。中国古代才子佳人的代表人物。《西厢记》里,她大概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佳人――却是“改编”出来的,要寻原型,得看唐朝元稹的《莺莺传》,那里明明写着:张生一去不回,莺莺另嫁他人。

原来是张生飞黄腾达后抛弃了莺莺,经过后人改编两个人竟幸福的在一起了,标准的才子佳人式爱情!

莺莺与张生的结局是莺莺被张生抛弃了

张生金榜题名后 回来娶了莺莺

西厢记第二十一出崔莺莺听琴的主旨

“莫不是步摇得宝髻玲珑

莫不是裙拖得环佩叮咚

莫不是风吹铁马檐前动

莫不是那梵王宫殿夜鸣钟”这四句是崔莺莺和红娘在烧香的时候听到有声响,然后红娘叫崔莺莺听听看是什么声音,这是崔莺莺猜测的四种可能。

“我这里潜身听声在墙东

却原来西厢的人儿理丝桐”崔莺莺终于听出来是张生在西厢弹琴。

“他不做铁骑刀枪把壮声涌

他不效缑山鹤唳空

他不逞高怀把风月弄

他却似儿女低语在小窗中

他思已穷恨未穷

都只为娇鸾雏凤失雌雄

他曲未终我意已通

分明是伯劳飞燕各西东

感怀一曲断肠夜

知音千古此心同

尽在不言中

”最后就是崔莺莺听张生弹琴,听出来他是因为被赖婚,在抒发劳燕分飞的伤心之情,和自己产生共鸣。

元王实甫的《西厢记》、明汤显祖的《牡丹亭》、清孔尚任的《桃花扇》,分别被称为中国古典四大名剧之一都是以爱情为题材。剧中刻画的几位女主角几乎是家喻户晓。

王实甫的《西厢记》成功的刻画了崔莺莺这样一个少女的形象,而汤显祖的《牡丹亭》则描述了杜丽娘这样一个吵ら的女子形象孔尚任的《桃花扇》略有不同,剧中以历史人物入戏把李香君这个历史上有名的秦淮名妓的性格刻画的惟妙惟肖。

这三部戏剧都体现了强烈的反对封建礼教的思维,剧作家通过对三个女主人公的性格的刻画准确而鲜明的表达了这一主题。

三人都是熟读封建诗书的知识女性莺莺是相国千金,丽娘是太守的宝贝女儿香君虽然出身社会底层但也知书答礼。莺莺的父亲是曾是一国之相自然是封建礼教制度的卫道者,莺莺的母亲是典型的遵守封建道德规范的妇女,他们对莺莺的期望是知书答礼,遵守三从四德将来找个像“郑尚书”家那样的门当户对的婆家;杜丽娘的父亲,南安太守杜宝是一个封建制度培养出来的典型官吏盅君爱民,清正自持,不徇私情,他对女儿的教育是严格按照封建礼教的标准来的杜宝希望能用经典的封建教条来束哥骣娘的思维,以此来培养出合乎社会标准的淑女;李香君出身红尘,是秦怀八艳之一,从她能和像侯方域这样的复社文人,可以看出其反抗精神。

《西厢记》之崔莺莺

王实甫《西厢记》笔下的崔莺莺作为一名妙龄少女,芳心萌动,渴望爱情,所以大胆的追求爱情,热烈的回应张生;但崔莺莺有作为相国的千金,从小就深深地受到封建礼教的压抑束缚,所以在面对在面对爱情时显得格外的犹疑软弱。

(一)情窦初开的少女

崔莺莺作为情窦初开的少女是貌美如花的。《西厢记》作者不厌其烦的从不同角度对莺莺的外貌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细致描写。莺莺的美丽外貌在《西厢记》第一本第一折《惊艳》中,就通过张生的眼睛活灵活现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颠不剌的见了万千,似这般可喜娘的旁儿罕曾见,直叫人眼花缭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在半天。她那里尽人调戏,亸着香肩,只将花笑拈……未语人前先腼腆,樱桃红绽,半晌恰方言。恰便似莺声花外啭。行一步可人怜。解舞腰肢娇又软,千般袅娜,万般旖旎,似垂柳晚风前。”

她每次出场,穿的衣裳、戴的首饰也都各不相同。而且,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猛听得角门儿呀的一声,风过处衣香细生”;她一走还留下一团香气“兰麝香仍在,环佩声渐远”。

正是莺莺如此千娇百媚才使张生起爱慕之心,不断想方设法的追求,才为后来的故事情节发展奠定基础,试想倘若莺莺长的肥头大耳,虎背熊腰,估计张生看都不会看她一眼,避之唯恐不及,更不会留恋普救寺,孙飞虎也不会抢亲,何来的共话西厢下。

莺莺作为一名妙龄少女,正经历人生发育阶段的青春期,青春期同时也在经历着“激情期”和“危险期”,处于这一时期的青年人,会对自己的另一半产生诸多的幻想,他长什么样,什么样气质,什么样文化程度、经济条件等等。久而久之,自己幻想的对象就会在自己脑海中形成一个基本的轮廓框架,假若哪一天在某个地方不经意间遇到了与你幻想中差不多的人,便会立即产生好感。所以当莺莺看见张生后便情不自禁地“回顾觑生”,这“临去秋波那一转”直招的张生“意惹情牵”。接着在一个皓月当空的春夜,素不相识,听了张生的信号,立马和诗一首“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表明心迹,互通情愫。

当老夫人“赖婚”后,因为母亲拆散自己的婚事而满腔幽怨,她的理想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她又三番五次地要红娘去看张生,当她得知“张生近间、面颜,瘦的来实难看。不思量茶饭,怕待动弹;晓夜将佳期盼,废寝忘餐。黄昏清旦,望东墙淹泪眼。病患、要安,则除是出几点风流汗。”时,心里委实难过,立马写了封信叫红娘送去,“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与张生约会书简……

这些行为举止与莺莺平时的沉稳、矜持判若两人,可见处于妙龄少女的她的确是恋爱了。

(二)深受封建礼教约束的大家闺秀

崔莺莺出身名门望族,是相国的千金大小姐。从小就受到封建文化礼教的熏陶束缚,更何况还有素称“治家严肃,有冰霜之操”的老夫人的管教。

从莺莺与红娘的对话中就可看出老夫人对她的管教是多么的严苛,“红娘呵,我则索搭伏定鲛绡枕头儿上盹。但出闺门,影儿般不离身。”红娘说:“不干红娘事,老夫人着我跟着姐姐来。”莺莺说:“俺娘好没意思!这些时直恁般提防着人;小梅香服侍锝勤,老夫人拘束得紧,则怕俺女儿折了气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莺莺出落成了知书达理、举止端庄、沉静稳重的大家闺秀不难想象这样一位大家闺秀要想冲破封建礼教的牢牢束缚,追求婚姻的自由是多膜的道阻且长。

当莺莺“将简帖儿拈,把妆盒按,开拆封皮孜孜看,颠来倒去不害心烦”时,说明她想念张生的心是迫切的。但她转念一想觉得不对劲,信肯定不会自己跑来,张生也不会送来,那能是红娘拿来的,那她肯定知道张生写信了。作为正统的大家闺秀小姐,怎能有如此出格的举动,于是就大发雷霆:“小贱人,这东西哪里将来的?我是相国的小姐,谁敢将这简帖来戏弄我,我几曾看这等东西?告过夫人,打下你个小贱人下截来。”

莺莺读书信,先是惊喜,后是发怒,雷霆大发,风云突变。莺莺的这种急剧变化的心里是在情理之中的。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将人的意识分为三个部分:“本我”是最原始的部分,由一些与生俱来的冲动、欲望或能量构成,按“快乐原则”行事;“自我”是出生以后,在外部环境的作用下形成的,遵循“现实原则”:“超我”是个体在社会道德规范的影响下形成的,特别是在父母的管教下将社会道德观念内化而成,按“道德原则”行事。在莺莺的内心深处,也就是她的“本我”,是特别喜欢张生的信的,特别渴望知道张生情况的。但是“超我”,也就是道德层面死死的限制住了她,几千年的牢固封建礼教,社会道德,使她不能看这种信,为了维护这些,她才那样突变,以至对红娘大发雷霆在莺莺张生近来得了相思病,病的委实不轻时,心里非常难过,写了封“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的信,主动邀约。但等张生真的跳过墙来,迫不及待的将莺莺搂住时,莺莺一下子恼了:“张生,你是何等之人!我在这里烧香,你无故至此;若夫人闻之,有何理说!”,莺莺变卦了。

莺莺爱张生是毋庸置疑的,约张生也是情真意恳的,但她毕竟是大家闺秀,千金小姐,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维护自己作为相国小姐的尊严面子。西方心理学家荣格说过“每个人都有一个人格面具,来表现一个人的公开的社会身份。用我们俗语说就是“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一样的,一个人如果出席很重要的会议,一般不会穿的很随意,而是很郑重,相反的,一个人如果平时休闲娱乐时也不会西装革履的拘束着自己。

人格面具是现实社会的产物,是一定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以及法律、道德、习俗对人的塑造。莺莺的变卦现象就是由这种原因造成的,虽然对张生的爱是真心诚意的,也是自愿主动相约的,但无论如何还是要保持自己的尊严的。她的本心多么希望和张生尽快幽会,但她又害怕跨越“雷池”,怕偷吃禁果。因为“贞洁”“操守”是封建礼教社会衡量一个女人好坏的最重要标准,如果女子一旦与某个人发生了关系,便要一辈子依靠于他,万一男子变心,女子被抛弃,一辈子在没有幸福可言,莺莺虽是大家闺秀,也不敢保证不被抛弃,所以当时就向张生说出了自己的担心;“妾千金之躯,一旦弃之。此身皆托于足下,勿以他日见弃,使妾有白头之叹。”在长亭送别时,莺莺最担心的不是“文齐福不齐”,而是“停妻在休妻”,所以张生再问莺莺还有什么话要说时,莺莺一再嘱咐张生;“你休优‘文齐福不齐’,我则怕你‘停妻再娶妻’。休要‘以春鱼雁无消息’!我这里青鸾有信频须寄,你却休‘金榜无名誓不归’。”

莺莺对爱恋,张生反复、犹疑、口是心非,正说明了在封建社会妇女地位的低下,他对婚姻没有安全感,而且莺莺是一个深受封建礼教教育、熏陶的大家闺秀,她的一举一动都要考虑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影响。

王实甫笔下的崔莺莺既是一位貌美如花、感情热烈、情窦初开的妙龄少女,像一股清澈的泉水那样可爱,但这可爱的泉水是从门户高大的相国府流出来的,所以不可避免的夹带着封建礼教厚厚的泥沙。

崔莺莺形象之我见

摘要: 王实甫是最优秀的元杂剧创作家之一,《西厢记》是最优秀的元杂剧之一,《西厢记》中的崔莺莺是前朝相国家的千金小姐,她出生书香门第,且高贵,自小受着传统封建文化的熏陶与管制,但是骨子里始终透着反对封建社会不合理规范制度的一面。崔莺莺是一个性格极其复杂的人物,王实甫的成功,就是在于将这个复杂的人物刻画得 栩 栩 如生,又那么的恰到好处。本文我主要讨论崔莺莺的软弱性与反抗性双重性格。

关键词: 王实甫 西厢记 崔莺莺 性格

正文:《西厢记》所写的故事是发生在唐代贞元年间的,那时,虽然说唐朝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了,但是,封建社会的一整套礼仪和制度却还是根深蒂固的,丝毫没有产生动摇的。这些规范与旧习俗依然支配着人们的生活,门当户对,门第观念等旧思想依然很制约着人们的婚嫁生活,而且似乎比以前更加明显了。王实甫笔下的崔莺莺就是出生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中的。〈1〉

首先我们来大致了解一下崔莺莺,关于崔莺莺的介绍,王实甫没有另外刻意花一个大的篇幅去特别介绍她,而是借用其他人物的语言,或是独白,把莺莺的出生,家庭,社会关系,身份地位以及外貌特征十分清晰地展示在了我们面前。如在剧本的第一本的楔子中,由老夫人刚上台的场白中我们就可以知道,崔莺莺是前朝相国家的独女,时年十九岁,不但针线刺绣样样精通,而且诗词书算无所不能,是一个很有才能的大家闺秀。⑵在父亲相国大人死之前已经许配给了郑尚书的长子郑恒为妻。故事发生的时候,恰是莺莺在给父亲送葬的途中,因为路途有阻,所以只好在河中府曾经由父亲修造过的普救寺中停留。所以说,从剧本的一开始,王实甫就把崔莺莺安置在了给父亲送葬的这个特殊的带孝女位置上,这一特殊身份,对后面表现莺莺的叛逆显然是起着相当大的作用的。而关于莺莺的美貌,作者是借用了张生的一句“十年不识君王面,恰信婵娟解误人”和孙飞虎欲抢莺莺为妻这件事情的始终,给我们刻画了一位姿态柔美,清丽脱俗,气质非凡,闭月羞花的闺中少女形象。

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中,处于那样的环境里,莺莺从小就受着她那位严厉母亲的管教,连出闺房都要受到约束,必须得到母亲的批准才可以有自己那小范围的闺房淑女般的行动。没有办法,这样的生活不能怨谁,只能怨她自己的出生太高贵了。假如说,莺莺能够乖乖地按着母亲与已死去的父亲的安排,去嫁给郑恒的,按着封建礼仪去做自己规范之内应该的,可以做的事情的话,那么,莺莺也就无疑是那封建礼教牺牲品中的一粒小沙子,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了,王实甫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不仅赋予深沉、含蓄的崔莺莺外在的凝重,又使她拥有内在的激情,⑶他让处于这样的环境中的崔莺莺去触犯那些不合理的旧礼教,并努力争脱它们的束缚,最终达到“有情人终成眷属”,获得自己的幸福生活。

王实甫笔下的崔莺莺,她的身份地位,从小所受的教养,加上所受的环境的影响,都使她的性格不得不留下封建女性固有的软弱性的一面,但是,难能可贵的是,她也是一个骨子里透着抗争个性的女性,她是一个有着双重复杂性格的大家闺秀。她的双重性格的研究,我们不能找一个单面去进行片面的了解,因为,双重的性格一般都是在一起起着作用,同时存在,相互影响着。

在那样的一个社会大背景中,本来说父亲尸骨未寒,子女是不可以谈婚论嫁的,是不可以有男女之思的,否则会认为是大大的不孝的表现。而崔莺莺呢,在父亲的尸骨还没有送入泥土,尚停留在寺庙之中的时候就开始唱到“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这样借伤春表达自伤、自悲、自怜的诗句,可见,她的内心是在渴望着爱情。也就难怪,在剧本第一折中,当莺莺第一眼看到了张生,看到了这个按我们现在的话所说的“对自己胃口”的男人之后,她居然回顾看了一眼张生,丝毫没有羞涩的表现。“(红云)那壁有人,咱家去来。(旦回顾觑末下)”。事实上,看到自己喜欢的人去回顾一眼,留下自己的情思,从我们现代人的角度看是极其合情合理的,但是,对于处在特殊历史环境中的崔莺莺来说,那是不应当的,婚姻大事,父母做主,更何况,在剧本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她已经许配给人的,已经算是为人妻的人了。除此之外,莺莺的回顾,还有表现出了她对更多封建制度的抵触。第一,女人一见到男人就应该回避,然而她却频频地看着张生。第二,“夫男先乎女,固亦世之恒礼也。”——女人动心应当迟于男人,女人应当是被追求的,然而,她却先动了心,眼角传情,把张生引得风魔起来。第三,佛殿是庄严肃静之地,亵渎神灵在当时人们看来是要坠入阿鼻地狱的,然而她却在这里暗送秋波,后来,甚至在追荐先考的庄严道场中,赞美张生的青春年少。〈4〉崔莺莺她不是没有严格的家教,她不是一般人家的孩子,她上有一个严厉的老母,她的母亲十多年来一直用一套固有的封建礼仪思想来教育着她,规范着她,只是,这样的环境,莺莺深感窒息之痛,如她在后面还骂她的母亲“狠毒娘”,可见,母亲一直是压制着她的自由的。

我说过崔莺莺是一个集软弱性与反抗性于一身,相互作用着的闺中女人,她一方面反抗着不合理制度对她追求自由爱情的压制,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按着社会的某些历来常规行走下去。这种矛盾表现得最明显的地方就是她对爱情的追求,从第一眼看到张生开始,爱情之火就已经开始在她的心中燃起了,经历了孙飞虎事件后,本以为母亲应允了的婚事理所当然会成为事实,以为自己很快就可以跟自己爱的人在一起长相厮守了,所以,当红娘来说老夫人要她出来陪客的时候,本想推脱的她,当得知所要陪的客是张生的时候就说道:“若请张生,扶病也索走一遭。”可见,她对张生的一往情深是多么真切的情感啊,可是,当得知母亲宴请了张生却要变卦婚姻的时候,她只能在心里抱怨,而不能说出自己心里的想法与委屈,不能摔掉手里的酒盏,而只能听从母亲的安排,与张生拜为兄妹。因为她的背景,她教养与环境都决定了她必须这么做,这也正是她的聪敏的表现,试想,假如她也有红娘那泼辣的性格,在这样的时候跟母亲提出自己爱着张生的话,那么后面的故事当然直接是老夫人将张生赶出寺庙,将莺莺软禁起来,她将永远断绝与张生的联系,因为她清楚,她的母亲就是一位有这么严厉的母亲,有这么狠毒的老娘,她还不敢正面与其抗争。这种种的种种都决定了,崔莺莺不可能这样与威严的母亲发生冲突,她做决定的大前提还是要在母亲所能管束的范围之内行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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